王维佳

在“全球好莱坞”的时代，在媒体信息超载的时代，在一个相对主义与自由选择被神圣化的时代，媒体编织了我们的世界。

媒体提供了生活和工作所必须的信息，是这个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帮助人们相互沟通，建立对危机的预警。很多人认为，只要媒体满足了独立自主和专业客观这两个条件，它就会为我们展示一个无偏狭的真实世界。

可是，即便我们假设媒体提供的内容真的是没有任何主观意图、随机选择和组合的碎片化信息，难道它就不产生“碎片化”的意义吗？看看那些“占领华尔街”的新闻报道，当它们让你专注于现场的抗议者如何搭建帐篷，如何熬粥果腹，如何乱扔垃圾，如何打牌闲谈，甚至如何偷鸡摸狗的时候，这场抗议活动的政治动机和意义不是正在被悄悄地消解吗？“事实”和“在场”的客观性神话在你不经意中已经创造了政治的偏见。当然，我们又怎会相信，媒体在传播信息的时候没有对事实进行有意识的组合呢？

当我们避免了将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愚蠢念头后，我们便可以从容地探求一下媒体内容背后的东西了。比如，是什么样的观念在主导我们的媒体？这些观念又如何影响媒体给我们构造的世界？媒体呈现的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它所表达的意见是不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自由选择的神话

在我们的时代，保障权利远比判断对错重要得多。形式化的程序正义是政治正确的第一准则。有人把这叫做合法化的政治。个人权利、自由选择、摈弃权威、讨厌真理——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一个对教育、知识和传统展开激烈攻击的年轻人可能会立刻成为媒体热捧的全民偶像，没有人在意他的言论内容是否经得起推敲；而一个以文化思想教育而不是娱乐消遣为目标的官方媒体则往往被攻击为保守顽固，甚至独断专行，它的具体内容好坏也完全不需要辨识和讨论了。

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师告诉我们，只要给人们自由选择和尝试的机会，那些高雅严肃的文化作品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会自然胜出。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回答人们的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如果不经过知识的获取和正当性的教化又怎么能够形成。

结果，在当今的媒体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刺激感官的“煽色腥”最终胜出了。不得不说，这是对抽象的自由选择权利的极大讽刺。商业化媒体那些形式化的权利诉求总是打出草根民主的迷人招牌，却最终成就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保守文化氛围，它让这个社会对真正重要的政治选择极为冷漠，对无关紧要的消费选择近乎狂热。

媒体所制造的自由选择的神话当然不只是要给启蒙话语加上一些陈词滥调。以收视率、广告和利润为主线的“注意力经济”构成了娱乐狂欢的背后动因。正是凭借着这种“贩卖观众”的机制，媒体不仅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顺利地被纳入了社会控制体系当中，边缘化了那些对現实不满的声音。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改革前的媒体，形成了在经济上依靠国家行政拨款，管理上纳入党委宣传体系，内容上以教育和思想动员为主的媒体运营模式。在改革初期中国整体文化观念转型的背景下，让媒体的公共性宣称在都市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强有力的声援。旧的管理体制此时被看作媒体获得公共性的障碍，市场专业主义和商品化则被视为媒体和社会进步的康庄大道。

在经济的意义上，这当然是媒体产权和运营方式的调整，在文化的意义上，这是从正当性政治向合法性政治的迅速撤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合法性政治那些自由选择的相对主义价值观，就无法让媒体甩掉大量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包袱，轻快而欢畅地投入到娱乐和消费的世界。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投资者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与其说这次转型是一个获得公共性的开放过程，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选择新的寄主的过程。

也正是在这个重新选择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独立而重要的政治力量。

犬儒的“相对主义”

在中国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传媒业者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似乎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

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越来越多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 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

到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新闻记者群体与律师群体在专业理念上变得越来越接近。他们的一个核心诉求就是职业化和程序正义。我哪管你善良邪恶，我哪管你正确错误，我只完成我的本职工作—报道，或者是辩护。

在那个战斗和建设的年代，新闻人被称为新闻战士和党的喉舌；在那个想象20年后再相聚的纯真年代，新闻人说他们代表人民，代表未来；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今天，新闻人说他们谁也不代表！“在场”意味着权威，因而记者是专业的、客观的、冷静的、超脱的。

不掺杂感情色彩、公正地呈现事件原貌，这些本是现代社会分工中，新闻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存续的基础。但如果真实仅仅意味着记者在现场的所见所闻，当怀疑、判断、追踪、必要历史背景交代和结合社会问题的分析统统被当作过度阐释，新闻也就丧失了进一步深入调查的动力，丧失了解释事件意义，产生历史价值的机遇。

正是在这样不要联想、拒绝深入的前提下，农民工讨薪和工人抗议引发的命案可以被当作普通犯罪案件来报道；群体性的跳楼自杀事件被归结为个体的心理问题；频繁出现的“富二代”开车撞人被引向子女教育和交通管制问题。通过这些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如此真切地感知到众多以专业主义自居的媒体拒绝将新闻事件与深入的社会问题讨论进行联系的自觉意识。

当我们将所有这些报道组合起来，我们会发现这种所谓的“专业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极为保守的政治观念的外化而已，高度职业化的新闻业已使部分从业者从一个观察社会、思考社会的知识分子，自觉转变为现代社会的白领工人。

新闻专业的学生恐怕是众多高校专业中相对主义观念最为强烈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正的多元主义者，认为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只有不同的观点而已。而且，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你干嘛非要赋予它意义？因此，探究历史背景、进行深入分析、拓展自己的知识实际上也都变得没什么意义了。

在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新闻学院中，新媒体知识、媒体操作技术、外语、统计这些“实在”的技术课程远远比文化、历史、政治这些“不着边际”、“毫无用处”的综合知识课程对学生更有吸引力。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观察殖民历史的大视野，乌拉圭的记者苏莱亚诺还如何能够完成他那传奇般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如果没有调查和分析复杂社会权力结构的意识和知识，加拿大的记者弗里兰又如何能够通过《世纪大拍卖》的写作揭示俄罗斯转轨中的寡头政治；如果缺少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认识，缺少对全球自由市场许诺的深刻警惕，麦克·戴维斯又怎能完成《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这样一部充满翔实材料的厚重调查……

比较起来，我们似乎更能体会出这种犬儒般的“相对主义”观念具有多么大的保守政治能量。

“社会化媒体”的公共性

当传统媒体和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们越来越无力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世界，表达一个公正和开放的民意时，传播技术的革新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近两年微博等新兴“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公共性”这个传媒业的老话题带来了很多新的争论。

广泛的参与、互动，信息的迅速披露、讨论 …… 都市中产阶层从没有获得过如此重要的信息互动工具，这使得合法化的政治理念借助互联网技术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遗憾的是，我们在先前提出的问题还是存在，我们在关注谁有权利说的时候，总是不愿意理会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当我们讨论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人们的参与时，我们总是不愿意费心去了解这些言论所蕴含的观念和意识是什么。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当网络谣言成为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时，为微博时代欢呼的知识分子们强调的甚至是保留发表谣言的权利。不仅意义、价值无关紧要，甚至真假也无需在意，只要你有权利表达，就好了。这种对媒体和文化的相对主义认识怕是已经走到極致了。

对参与权利的强调当然是重要的。但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种只强调传播权利，完全不理会传播意义的观念是不是已经忽视了公共讨论的目的本身是为了形成意义来决定我们如何生活呢？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确认社会化媒体的公共性。

首先是社会化媒体上讨论的意见体现了公意，能够代表公众的利益和想法。从这一点来看，这需要的不是对媒体技术可能性和参与规模的评估，而是对历史和文化意识的分析。互联网只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网络上的意见本身还是历史文化的产物。那么我们时代都市知识分子的主流政治意识和文化观念是不是仍然在主导着网络上的意见？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判断这些意见具有充分的公共代表性呢？这一点为微博时代欢呼的知识分子似乎自信满满，但是又从来没有看到有力的“代表性”论证，有的无非是一些浅薄的政治口号。

其次是社会化媒体提供了真正广阔的参与空间，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参与者能够比较充分地参与关键问题的讨论。我们都知道社会化媒体所包含的技术门槛、经济门槛和文化习惯等因素不可能囊括各个利益群体的参与。多次相关统计也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化媒体使用者的阶层偏狭。这些暂且放下不谈。我们还是回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在网络平台自由选择的前提下，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没有正当性的政治启蒙，网络讨论的参与者又凭什么自觉地集中到那些真正重要的社会议题上去展开激烈的公共讨论呢。

我相信很少会有人否认公共讨论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只是当我们用这些形式上的权利分析代替实质的历史分析和文化政治分析的时候，可能往往会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知识的进步是不是一定导致善的生活？可能这样的判断同样带有政治上的风险。只是我们在理解媒体问题时，太喜欢走向相对主义的极端。而这种相对主义又是媒体为我们这个时代营造的主流文化。

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也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