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曾经有一个经典的论述：“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

在中国的语境中，哈贝马斯更像是在说微博—不仅“打假斗士”方舟子和作家韩寒，以及他们的无数粉丝可以拿这个虚拟空间作为战场，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正是借助它，迂回地追求他们“民主”、“自由”的宏图大业。

可以预测，微博政治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扮演令人瞩目的角色。

替代性政治参与

如果说微博已经建构了一个几乎是完善的“公共领域”，不会有人怀疑。

在这个公共领域里，政府各部门、研究机构、公益组织、官员、媒体、学者、意见领袖、明星、商人、草根名人、中产、小资等形形色色的机构和各路人等厕身其间，并能够快速而直接地进行信息传播、回应或辩论。

在互动中，一个人足够的粉丝数量或意见被关注的数量，都能被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于是，逻辑上，这一虚拟的公共领域终于可以影响现实政治。这就是中国的“微博政治学”。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微博一开始更像是中产、小资们的时尚乐园，以及明星、商人积累名气资本的虚拟空间，而非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其作为公共领域功能的“获得”，仰赖其媒介形态的完善和中国既有的“政治排斥”格局所赐。

除非公然宣称政府的权力来源和人民没什么关系，否则，一个自称或被称为“民主”的政府，其存在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公共领域”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这样的政府，其政治结构是开放的，它的合法性正在于人民对政治的参与，而参与本身要求有一个公共权力和民意相结合的场域。

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公民对政治的参与被制度化地交给了定期的政治选举，几年一次。但几年时间太长了，而政府的权力随时都和公民发生关系，威胁公民权益。因此，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参与讨论和决定一些公共事务。这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第二种途径。

还有“第三道路”，那就是更远离实际政治参与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在这里检视政府政策，揭发丑闻，汇聚民意。在现代，它更多地由媒体所建构。

一个可以让公民通过以上三种途径进行政治参与的国家，大抵是可以约束公共权力的自利性行使的。但在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空间还有待拓宽。

在制度上，确实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代表人民进行政治参与，进行政治选举，但只要看一下全国“两会”上每年都发生的雷人提案，以及在地方“两会”上，居然有人大代表说出“政府不能溺爱百姓，否则会造就刁民”这样“替政府作想”的话，就知道人民是如何地“被代表”。至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参与，如果没有障碍，就不会有上访的人群和请黑社会“截访”的事情发生了。

而既然第一条和第二条政治参与的途径都难走，事情也就几乎砸到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建构的“公共领域”上，特别是微博，自它的政治参与功能被召唤出来的第一天起，从讨论公共政策，到揭露腐败，到维权，就无所不包，而且极具冲击力。郭美美事件，就堪称典范。

微博政治图式

暂且不论微博式的“政治参与”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和现实性，这个“公共参与游戏”运行机制本身就值得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界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这几乎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最开放和最原生态的“公共空间”。

先假定一个极端的问题：如果一夜之间微博被关闭，或者权力并不理睬微博，结果会如何？

答案是，绝无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公共权力即使可以假装公民权利的不存在，也无法假装“民意”或民众不存在。

原因很简单，在现代自称或被称为“民主”的政府治理中，游戏规则决定了政府一定要重视或假装重视“民意”。它构成了治理的合法性来源，尤其是在权力授予的民主程序有缺陷的情况下，那就更是如此。而在微博上，庞大人口以虚拟身份聚集并以公共权力为预设对象发表意见，也就意味着“民意”的汇聚。

另外，民众在微博上的聚集和发言本身，同时也显示着他们的动向。关闭微博或不理睬微博上在说什么，确实可以使政治结构进一步封闭，但民众在想什么，他们想干嘛，也从权力视野里消失了。不可见、不可捉摸，却又有庞大数量的群体，其难以控制的“破坏可能性”，总会给既有权力秩序造成焦虑。而注视他们，回应他们，正是治疗焦虑的药方。

所以权力一定会对微博保持敏感，并做出让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姿态，比如“微博问政”，比如启动现实中的权力运作，来回应微博上的意见。这才是微博之所以看起来能够呼风唤雨的秘密所在。

再来假定另外一个极端的问题：微博的政治参与，能够转化为现实中的民主政治运作吗？

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虚拟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参与，与实际的政治参与并不是一回事。微博所有涉及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可以影响到公共政策，但毕竟无法变成实际的制度运作。几年前，一些人把“超级女声”的投票这一商业操作模式说成“民主训练”早已闹出笑话。夸大微博在“民主政治”上的功能可能只是我们愿意相信它如此，而并非它真的如此或可以如此。甚至，这种夸大，还会成为很多人习惯于在微博上发泄或表达，而不去行动的借口。

那么，唯一的问题是：微博的政治参与，能对现实政治改变多少？媒介的威力可以带来政治的裂变吗？

有这样一个逻辑图式：微博关注公共事件的影响力→权力对微博上的“民意”的回应→权力运作、政治结构上的开放→“民意”更加合法化→微博的影响力继续增强→权力运作、政治结构上更加开放。

这是一个良性的正反馈，理论上，给定的时间足够长，微博可以在“推动”中“健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且这种“推动”的过程，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玩“民主政治”游戏的过程，类似于西方人的玩法。但是，微博上的“大V”们，以及诸多不知对应现实中什么实体的马甲，仍然只是自我预设为“民主政治”的客体，更沉浸于“我们”骂“他们”。政治选举层面上的政治参与呢？这一环并不在“微博政治”的预设之内。

而只要缺乏“现实参与”的配合，微博的“政治参与”其实也不过是一场热热闹闹的游戏。权力是可以陪大家一起玩的。

缺失的主体性

微博政治只能影响权力运作，而不能改变现实政治结构。这是一个有点残酷的宿命。事实上，“公共领域”里的意见表达，如果真要引发政治的裂变，根本就不能单打独斗。

但当然，微博是中国社会现實的复制和投射，其“政治参与”游戏，隐喻着中国的阶层结构和未来政治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未来更具广泛性和现实性政治参与的一个虚拟演练场。

按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最开始的“公共领域”，是一帮欧洲贵族在沙龙里搞起来的。卢梭们那个时候经常出入这个夫人那个夫人的沙龙，对政府指指点点。凭借上流社会的贵族、文人们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意见，间接地影响到现实的政治走向。

但这样的“公共领域”，只是上流社会的人在玩，穷人与狗不得入内。其结果只是一部分人先“民主”了起来。对应于20世纪前欧洲“民主社会”的现实，就是根本没能做到普选。

中国今天的微博在理论上已经做到了让任何一个上网的人都可以参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游戏。但其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壁垒，还是把很多底层的人排除掉了，他们不懂，也没时间和雅兴玩这个。享受一下微博提供的“政治参与”，没有他们的份。

而即便中产、小资们啸聚于网络，在这个同时也是名利场、秀场的公共领域里，仍然看不出有多少“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只有极少数的人通过自己提供的刺激性信息才能得到稍微有点影响力的关注，大多数人以“粉丝”的身份，作为无名大众淹没在“大V”们的意见表达中，构成“大V”们的群众基础，对“大V”的发言叫好或谩骂。

所以，看起来，在一个个公共事件及“大V”们的意见表达背后，关注度和粉丝数量构成了一个个粗鄙意义上的“政治压力集团”。然而，这样的“压力集团”仍然局限在抽象的“民意”范畴，以批评公共权力为预设，以明星崇拜为润滑，并不捅破“大V”们和底层，甚至和他们的粉丝具有不同的阶层利益和政治诉求。

正因为如此，“大V”们的意见表达，轻易就可以建立一个社会影响力、商业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的逻辑通道，使社会资本、商业资本、政治资本相互转化。微博的“政治参与”游戏，在实现对权力一定程度的监督和批评之余，也成全了“大V”们谋取自身利益的先验渴望。

媒体可以影响但永远无法变成实际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变成权利主体，而不是盘踞在虚拟空间的外在的批评者。任何人冷静下来想一下，在中国，微博的“政治参与”、“大V”们的“代言”如此发达，是很不正常的，它意味着在现实中，公民权利以及阶层结构仍在恶化。无论就政府，还是公民而言，如果陶醉在“微博政治”这一时尚的幻觉中，忘记了从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参与上推进民主，将显得很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