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信

2012年初，近几年陆续流亡的他信、穆沙拉夫、拉瓦卢马纳纳和萨利赫纷纷发出要回国的信息。这些流亡者多认为自己为势所逼，暂时离开，期望终有一天东山再起。但能够令流亡者回归的，并不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国际社会与当地政局互动的结果。

不甘“自我流放”的政客

2月21日也门总统选举，执政党和反对党联盟一致推举副总统哈迪成为唯一候选人，此前一再宣称将回国参加此次投票的萨利赫，仅仅在也门官方电视台露面宣称支持哈迪，而未能返回首都萨那投票。实际上，萨利赫虽获得司法赦免，但他从阿曼到英国再到美国的流亡路线，已经说明了这位恋栈且双手沾血的政客失去了绝大部分国际人缘，尤其是沙特、阿联酋等通常流亡者庇护国的信赖。

萨利赫流亡前曾说：“我将离开，去美国治病，我还将作为全国人民大会党主席返回萨那。”无独有偶，2008年下野的穆沙拉夫，也吵嚷着要作为筹备中的“全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回国参加2013年的大选。原本他要在今年1月底返回巴基斯坦，以干扰3月2日参议院选举，但迫于最高法院对他的通缉令，最后一刻还是却步了。这位大多数时间居住在英美的前军政领袖，并没有因为当前巴国内军方、政府和最高法院的勾心斗角而得益。

比穆沙拉夫早两年流亡、际遇稍好的他信，尽管在国内有“总理妹妹”撑腰，却并未被去年底的泰国国王生日大赦“垂怜”，目前依然在泰国周边“打转”，不时替英拉出访“打前站”。英拉内阁力推的修宪，短期内不会令他信受益；护照吊销令被取消，也无助于他信在不服刑的情况下重返泰国。

值得一提的还有被缺席判处4年监禁的拉瓦卢马纳纳，这位被原首都市长拉乔利纳拱下台的马达加斯加前总统，自2009年流亡南非以来，迫切想回国却未能如愿：去年2月买了机票没能登机，今年1月则上了飞机却无法降落目的地，被迫原路返回。

上述政客不甘“自我流放”，企图回国搭救日趋沉没的政治资本。但其中真有勇气像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贝·布托，以及海地前总统小杜瓦利埃、阿里斯蒂德那样回国的却不多。即便是在本国周边驻足，试探水温，也依然如履薄冰，担心重蹈藤森潜入智利探营、却被秘鲁当局引渡回国坐牢之覆辙。

流亡者的影响力

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动乱或叛变，政府首脑甚至整个政府或被迫离开它们的主权领土。一旦政治人物选择流亡，等于被判政治无期，劣迹斑斑的如丧家之犬，名声好的也不免失去国际奥援，所以昂山素季宁可被软禁多年也不要离开缅甸，而最近被哗变轰下台的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则坚持在首都发动群众抗争，要求过渡当局公布提前选举的具体日期。

流亡者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近10年热门研究之一。学者沙恩（Yossi Shain）及巴夫（Aharon Barth）就流亡者如何影响政策分了三类：被动地介入、影响侨居地对原属地政策，以及直接影响原属地政治。

从建构主义角度，流亡者既有诱因又有能力去影响原属地的政策，而归国参政，是影响原属地政策最便捷的方式。从自由主义角度，利益团体能否影响国家政策，取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假如国家机器“强”而公民社会“弱”，则流亡者对国家的影响力将不大；反之，假如国家机器较“弱”，流亡者会较易影响当地政局，甚至回国搅局。

此外，全球化令国家权力分散，非国家个体及跨国家组织对国际政治及本地政治的影响日隆：一方面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也会就国内问题施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慢慢地形成某种全球治理框架及普世价值，挑战着国家的身份。

用上述框架分析“流亡四人组”之所以流亡的原因（亦即原属地对流亡者的身份认同）、本国权力结构的强弱，以及国际社会的干预意愿，或可预知其短期内回国的几率有多高。

“流亡四人组”谁先归？

他信出去的原因，表面是因贪腐罪行惹来国内反对派及军民不满，但真正的原因却与泰国政治的根本结构有关。泰国原本泰皇、政府、僧侣、军方“四角平衡”，但他信以“农村发展战略”侵夺了僧侣的地盘，通过几次大选逐渐垄断了政府权力，并且任内的反毒品运动也触及军方的利益。由于现任泰皇年事已高，皇太子的民望亦不及他信，要维持四角政治的平衡，军方政变自然是唯一出路。

亦因如此，他信眼下要安然回国，须证明他不会再对重新平衡后的泰国政局构成威胁。泰皇不愿直接对抗他信，但提出特赦的条件是他信接受有关贪污问题的指控并接受惩罚，以将他信的威望控制在泰皇之下，便于后任泰皇仍有能力约束他信。军方的态度在政变后遗症显现之后有所软化，默许英拉上台应是一种让步，但这种宽待会否延伸到他信身上，要看他信本人是否还抱有复仇心态。而以曼谷为大本营的中产政团，担心强大的民粹力量再次集结，根本不愿他信回归。

当民主政治只能改换政府，而不能根本改变泰国的权力结构时，他信的归期，就还是一个未知数。

相比他信较高的国内民望，穆沙拉夫在离开前已被人民离弃。包括在2007年袭击红色清真寺及被怀疑是刺杀贝·布托的主脑，穆沙拉夫不再是国内受欢迎的政治人物，甚至连累其原属政党“穆盟（领袖派）”失去国会最大党的地位。

然而，年近7旬的穆沙拉夫回国执政之心不死，一面在外巡回演讲，希望得到西方社会的注意及金钱支持，一面组织政党，以当年对巴基斯坦独立有功的政党名字为新党名称，向巴基斯坦选委会登记，希望参与下届国会及总统大选。事实上，新的“全巴穆盟”与旧的“穆盟（领袖派）”几乎是人员互通，“一出生即风华正茂”。穆沙拉夫若能借国内政治不稳（最高法院同时向现任总理、总统和军方要员发起诉讼）而成功洗底，不排除其回国角逐总统宝座的可能，尽管其当选的几率很低。

拉瓦卢马纳纳在2009年的示威中，曾下令军警向示威者开枪，导致多人死伤，因此民众对他的身份认同好坏参半，其本土影响力相对逊色。但他的流亡却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C）在政变后随即暂停马国会员资格，同时美国及欧盟等均不承认新政府的国际地位，因后者在国内也曾强力镇压示威及终止宪法。

作为一位民选总统被军事推翻，拉瓦卢马纳纳的影响力源自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为例，它曾施压马国政府修改法例让拉瓦卢马纳纳有回国资格，从而参与今年5月的总统大选。拉瓦卢马纳纳有多大的能力将国际社会的影响转为个人资产，例如游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对马国施以制裁，或引入如颜色革命时西方社会的“选举观察员”模式予5月的大选，或足以左右马国政局演变及其个人的政治前途。

相比拉瓦卢马纳纳得到国际社会较正面支持，萨利赫更多引起国际反感。即便是一个赴美就医的签证戳，美国国务院也踯躅许久，并表示不会长期收留他，而也门的邻国阿曼也不愿萨利赫过来养老。至于回国，萨利赫担心，也门新政府一旦成立，“豁免权”可能成为空头支票，留居也门风险不小，因此不作长期打算，只是短期用作选举动员手段。

对西方社会而言，薩利赫虽不符合其政治道德标准，但有着功能性的作用，例如对抗南也门的极端主义。作为统一符号的萨利赫，虽出身北方什叶派，却能与南方逊尼派主流达成协议，避免也门卷入叙利亚及伊朗的什叶派圈子。因此，为了顺利完成也门民主化，不可能一次过将萨利赫的集团连根拔起，或会留着他的势力作为缓兵之计。假如也门能顺利过渡至亲美政体，亚丁湾的航道能保持畅通，萨利赫便是可以放弃的棋子，而一旦出现“弱”国家的政治体制，西方社会或会有意无意让萨利赫披甲上阵，回国重整家族势力。毕竟，国际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及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