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

11月15日差7分钟12点的时候，焦急守候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亮相。这一次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接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因为世界局势如此微妙，中国的政治变迁将影响世界的未来。

权力交接

随着新一届常委的亮相，这次中共最高权力交接落下帷幕。这次交接被外界认为中国实现了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权的平稳交接，保证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的权力交接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共在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和平的权力交接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指标。

这次交接有两点变化引人注意，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回到7人，二是同时完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交接。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的致词，一开始便问候记者，表示“让大家久等了”，被外界评为亲切随和。“常委同事”的表述也让人耳目一新。大段谈论人民和党的危机和问题的内容，也彰显了执政为民的决心。而熟悉市场经济规则，近几个月又在一系列讲话中谈到法治重要性的王岐山担任中央纪委书纪，让外界对中共反腐更寄予厚望。

人们关注中国最高权力交接，实际关注的是由权力交接所带来的政策变迁和执政思路是否具有连续性，希望从新一届中央常委的讲话和点滴细节中，分析出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

中国和世界，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病人、美国的财政悬崖、连任的奥巴马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世界局势充满了不确定性，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未来10年，可能是世界最危险的时候。在如此险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自身同样走到了更艰难的阶段。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企改革、银行改革等等一系列动作开始了。10年之后，2002年，中国已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2002年的4倍。

在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这一个1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膨胀，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中国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8%上升到超过51%，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从无到全球最长，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海外并购，中国居民成了海外旅游和奢侈品购买的主力，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但所有这些经济上的成就，并不能完全解决非经济问题，经济的发展，更带来了新的问题。

在上个月末，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时登上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两本时政杂志 《经济学人》和《时代》的封面，两本杂志的封面主题都关注同样的问题：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和腐败。全球智库发布的涉华研究报告也认为，这是中国最严重的两大问题。

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如何在经济增长之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下一个10年要做的事情，是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最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们接过了成就，同时也接过了解决难题的责任。

制度化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政党的管理和建设极具挑战性。执政63年来，中共的制度建设一直在推进和完善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共高层政治制度化路径清晰，废除了终身制，建立了退休制度，确立有限任期制，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更加注重民主协商和民主推荐方式，权力交接实现了程序化，形成了集体领导模式。

制度建设是永恒的事业。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首次提出制度创新，中共八大党章首次明确了党的领导核心不是领袖个人，而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重新启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2007年，是中共政治制度建设值得特别书写的一年，这一年，中共高级干部进行民主推荐时第一次可以新提名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中共中央提出了预备人选要符合的条件，比如政治坚定，廉洁自律，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等等。

这是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推荐条件的人，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胡锦涛亲自主持了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会，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积累重要实践经验。（具体参见新华社2007年10月24日的报道《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權力更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提高，有利于凝聚党内共识，确保新领导人获得更多的合作与支持，以实现政策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的产生更是严格遵循了党章和组织程序，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些制度化的规范促进了领导干部选择的连贯性和公平性，使最高权力交接更具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使中国的发展思路不会发生断裂性的改变。

胡锦涛宣读的十八大报告在回顾和总领性的阐述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分类进行阐述，讲述了过去10年中共中央在这些领域进行的改革尝试，以及今后应该坚持的工作方向。胡锦涛提出，新的关乎全局的战略抉择，是以科学发展为主体，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而为起草该报告，2011年下半年组建起草组，起草组的组长则由习近平担任。

习近平参加了十八大期间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主题鲜明地“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这四个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问题”。

在制度化初具系统之后，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让中国的改革发展思路能够一以贯之，中国的未来发展将路径清晰，十八大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决定性阶段

在制度化提供清晰的发展路径，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的成熟后，新一届最高领导集体要解决改革和发展的难题，面临的最大困难又是什么？

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提出中国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意味着，未来5到10年，共同富裕将成为重要的目标和方向。

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但并没有提出国民收入增长的具体指标。十八大则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被视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将和GDP同步增长，而在之前的30多年里，中国的居民收入增速一直远低于GDP的增长，导致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日减，以至被诟病为民众没有很好地共享改革成果，也就是有些学者认为的“国富民穷”。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次在重申国民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同时，提出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意味着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并且会落到实处。早在2004年，中国高层的发展思路就有了转变，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经济又好又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纷纷提出，但因为经济本身的惯性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些很好的观念转变，没能完全得到有力的贯彻。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重量到重质的转折点。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国民收入倍增目标的时候，特别提到，国民收入的倍增，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十八大之后的“决定性阶段”，有许多需要配套推进的改革，才有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应有之义，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还有政府大部制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改革，继续加大反腐力度，等等。改革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依法治国，才能做到邓小平所说的“不以领导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制度化正使这点变为可能。

未来5到10年的执政之路，将决定这些改革的成败。十八大明确了执政思路，但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仍将面临几大挑战：外部环境的恶化和不确定性；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困难重重的经济转型；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现实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将极大地考验中共的执政能力、执政智慧和执政勇气。

如果目标如期实现，则基本意味着中国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初步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并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十八大报告强调了使命意识，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执政党，才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向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