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文

在今年的“两会”上，一如往常，又能听到诸多批评国企的声音，垄断、腐败、不分红等等。当然，批判之余也有辩护，比如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国企是科比”说。

在中小国企大部分已经完成改制的情况下，对于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到底该不该改，该怎么改，认识仍然没有完全厘清。反对改革的声音，既有对过往国企改革的余伤未了，也有对现时利益格局的维护，当中还存在意识形态之争。

回头去看，90年代末期的那轮大规模国企改革，确实带着很强烈的“私有化”色彩，大量工人失业，国有资产流失，少部分人一夜暴富。改革中工人群体的利益受损和改革过程中的大量腐败将改革的真实面目模糊甚至扭曲，并因此走向一个认知上的极端：即认为国企改革实无必要，只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贵私有化运动。

对腐败和少数人暴富的痛恨掩盖了国企为什么要改革的本质，当时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普遍亏损，难以为继，及内部人控制等诸多问题被遗忘了。但实际上，即使在很多国企工人眼中，也并不反对改革，只是改革过程缺乏公开、公平和公正，以及改革后承诺的落空，使他们丧失了作为企业“主人翁”的地位，丧失了对改革的认同感。

但这并不必然全盘否定改革的成效。从改革前后的对比来看，在改革前，计划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形成了巨大的城乡落差，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相当于农村反哺城市，反哺工业，城市的国有企业以及工人群体成了获益者，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城里人与乡下人，工人与农民之间有着巨大的身份和待遇隔阂，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世袭”，农民很难进入工厂和城市。

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民参与了新的工业化进程，不仅仅是计划外的增量，对存量国企的改制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农民的就业，在身份上成为了“产业工人”的一部分。

因此，国企改革的成效不应该狭义地定义在工人阶层的受损，而应该着眼于更广阔的格局，看其对其他利益群体的惠及。

只不过，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的滞后，城市的政策制定者对农村的“歧视”，农民虽然进了工厂，进了城，但依然没有能够取得身份上的真正平等，上升通道仍然是狭窄的。

而在现时的大型国企和央企中，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已变为特殊的利益群体据有，利用垄断地位坐享种种政策红利，反而以“公益性”作为效率低下和损害其他利益群体的借口，腐败、高工资高福利，正式工与临时工的不同薪酬体系，这样的小利益格局不该打破吗？

因此，国企仍有必要继续进行改革，更加市场化仍然是大方向，不管是提高预算硬约束、国有资本划归社保、提高分红比例，还是在国防安全和自然垄断环节之外放开竞争，减少公共产品提供对民营资本的限制，都是着眼于让更多的利益群体分享改革的成果。需要警惕的，是防止打着改革的名义瓜分国有资产，把少部分人的利益倒装到另一少部分人口袋里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