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贤

以姓名而决进退，如此用人，何能保证人尽其才？

姓名是人的一种外在身份符号，对他人来说，它的作用是方便指认、招呼以及文字记录；对自身来说，姓名文字的含义，往往多多少少寄托着祖、父辈对后代事业前程之类的企望，或者表达本人的某种人生志向。姓名的这两层“功用”，由于并不与他人发生利害冲突，因此不可能给人带来幸或不幸。但在中国古代，情形却并非如此，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乃至至高无上的皇帝，对一个人姓名的“误读”，常常给当事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祸福。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读”，情况各有不同，较为多见的一种是，“误读”者在语言迷信观念的导引作用下，借助联想，强行在当事人姓名的音形义中读出另类“含义”，于是无形的利害关系便立即产生，而祸福也随之降临到当事人身上。

从史料笔记看，这类因姓名招致祸福的事，至迟在宋代就出现了。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南宋时，会稽有一个叫钱唐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有人将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宰相赵鼎。赵鼎正准备考虑提拔任用之时，接到一个边境小警报，他在看边报时，无意中瞥见了钱唐休的名字，两者一加联系，心里忽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于是很不高兴地说：“难道这回钱唐就要完了吗？”钱唐即钱塘，是南宋都城杭州的别名，钱唐完了不就是南宋完了吗？就这样，这位钱唐休便被弃置不用。后来赵鼎起用折彦质为枢密都承旨，进而折再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并暂代参知政事。这样，两人就常常依次在奏牍上签名，有人见了,趁机将两人姓名前三个字连在一起，以“赵鼎折”（赵宋王朝完了）是一种不祥之兆来攻击他们。这真称得上是“现世报”，不知当时的赵鼎听了有什么样的感想。

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的一桩事也很有意思。宋神宗元丰五年，殿试结束，皇上召见新科进士，传唱官连叫三次一位叫暨陶的人，始终无人答应。神宗觉得奇怪，问身旁的苏颂。苏颂说，传唱官把他的姓念错了，这个“暨”应念入声。传唱官按入声一试，果真暨陶马上答应。神宗问苏颂，你怎么知道这个“暨”念入声。苏颂回答说，《三国志》上有一个叫暨艳的吴地人，这个人的姓念入声，我估计这位暨陶是暨艳的后人。一问暨陶，正是吴地崇安人。另据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阅卷官原定暨陶为第一，只是因为连叫三次没有答应，便将第二名黄裳拔至第一。入声是古汉语四声之一，读时声音短而急促，这个声调南方方言较多，北方话则基本没有。这位暨陶仅仅因为传唱官的一“念”之差丢了状元，实在冤哉枉矣，但谁让暨陶摊上这么一个姓又遇上这么一位传唱官呢？朱国祯由此感叹说：“可见姓之平险亦能误人进身之高下矣。”

暨陶的事显得有些滑稽，但对姓名含义的迷信在古代却不少见，官场如此，民间也有这种情况。据宋人陈鹄《耆旧续闻》记载，书画家米芾好洁成癖。他为自己选择女婿时也希望对方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一次，他见一位士子姓段名拂，字去尘，顿时非常高兴，说：“掸拂了以后还要再次去尘，这真是一位好女婿。”于是就将女儿嫁给了他。只循“名”而不责“实”，米芾的做法让人觉得十分滑稽可笑。

明代的皇帝也很相信姓名所预示的吉凶祸福。洪武乙丑科与永乐甲辰科状元均因为姓名上的问题而被临时换马。据陈鎏《皇明历科状元录》记载，洪武乙丑科状元，礼部上呈给皇上时为花纶。但在放榜前一日，朱元璋做了一梦，梦见大殿前一枚巨钉上挂着几缕白丝，在太阳下悠忽飘荡。第二天拆卷时，首卷考生的姓名叫花纶。朱皇帝见他年龄不大，就把他暂放一边。接下来看卷时，见一名考生的姓名叫丁显，觉得此人的姓名符合自己所做的梦，便把他拔至状元，花纶则因年少被置于二甲。丁显的姓与钉子的“钉”同音，显字的繁体字作“顯”，中有“丝”字，且在“日”字之下，正与皇帝的梦相合。当年二月会试结束时，试官们初拟花纶第一，练子宁次之，黄子澄又次之。不知是消息外露，还是凑巧，坊间曾一度流传“黄练花，花练黄”的童谣。一开始人们还不解其意，待会试结果出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花纶被选第一，一时无人不知，因而同榜进士皆呼他为“花状元”。榜眼练子宁还曾作《送花状元诏许归娶》诗以示庆贺。想不到三月殿试后，太祖将原来的排名作了变更，皇上的一个梦便摘走了花纶头上的状元桂冠，这是花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太祖之子成祖朱棣，也曾因为姓名换了一位状元。据王世贞《皇明异典述》等书记载，甲辰科殿试后，读卷官初拟孙曰恭为第一，梁禋第二，邢宽第三。交皇上最终定夺时，成祖因为眼花看不清，将竖写的“曰恭”两字连在一起，看成了“暴”字。当看到第三名邢宽时，他对朝臣说：“本朝只许邢宽，岂宜孙暴。”就这样邢宽成了状元，孙曰恭只能屈居人后。据说邢宽在家乡时虽小有名气，但当地知府并不看好他，曾对人说：“邢宽像一瓶不酸的醋。”意思是此人没有多少真才实学。邢宽中状元后，觉得对知府的这句话应该有一个“交待”，于是写了一首诗送给知府：“邢宽只是旧邢宽，朝占龙头夕拜官。寄语黄堂贤太守, 如今却是螫牙酸。”这首诗倒确实够让这位知府牙酸的了，邢宽看来并不那么“宽”。

花纶与孙曰恭因为自己的姓名丢了状元，而景泰年间的孙贤却因姓名得了状元。据明人吕毖《明朝小史》载，甲戌科殿试，景泰帝遇到参加殿试的孙贤，就随口问了一声他的姓名。听到这位士子回答说叫孙贤，景泰帝马上联想到“不愿金玉富，但愿子孙贤”的古谚，并念了出来。在旁的大臣见皇上关注孙贤，念叨他的姓名，不敢问其中的原因，随即拟定孙贤为状元。

因姓名招致祸福的事，在清代也不少。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载了两位。一位是咸丰朝湖北人范鸣和。范初入翰林时名鸣琼，散馆列一等第八名。按惯例，这样的名次，应该授以编修或检讨之职，继续留在庶常馆。名次在后的则分发各部为给事中、御史、主事，或出为州县官。但咸丰帝却只授给了范主事之职。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姓名在北方人念的时候类似“万民穷”，咸丰帝听了这个名字很不高兴，以为不吉祥。知道这么回事后，范怕再次触及皇上的忌讳，就将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范鸣和。另一位是咸丰朝江西崇仁人刘颜瑞，他曾以同知的身份由吏部向皇帝引见。唱名的时候，咸丰帝一听他的姓名像是“流眼泪”。其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东南许多州县相继为太平军占领，面对严峻的形势，咸丰帝一筹莫展。一听刘颜瑞的姓名，忽然触动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感到很是不吉利，似乎末日将临。于是这位刘颜瑞倒了大霉，不仅没有得到重用，连原来的官职也被咸丰帝借故削夺了。

徐珂的《清稗类钞》记录了三位。一位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王时敏的次子王揆。他中了顺治乙未科进士，选任馆职那天，某位参与其事的大臣想把他列为第一人，但唱名传呼时，由于“揆”与“魁”音近，顺治皇帝听到后顺口说了句：“是那位负心王魁吗？”一听皇上这话，那位原想将王揆举为第一的大臣没敢再说话。王魁是旧戏中的一个人物，原本是个穷秀才，与青楼女子敫桂英在海神庙相遇。敫见他饥寒交迫，倒于雪地，便救回院中。后敫慕其至诚好学，遂结百年之好，伴王读书三年，又送王赴京应试，临行前二人在海神庙结盟发誓，永不负心。王魁走后，敫桂英苦苦等待，不料王魁高中后入赘相府，负却前情，差人送来三百两银子和一纸休书。桂英悲愤欲绝，奔海神庙，求海神主持公道，海神终无灵验，桂英绝望，怒打神像，痛斥王魁，最后自缢而亡。死后敫桂英化为厉鬼，活捉了王魁，报了生前之仇。顺治皇帝虽然只是一句并不那么当真的问话，但谁也不敢对皇上问话的用意妄加猜测，为保险起见，自然只有让王揆受委屈，将他从第一名抑之第三甲。王揆因姓名与“王魁”音同，失去了状元资格，对此自然心中不快。康熙十七年，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博学鸿词”科，王揆受巡抚慕天颜举荐，但他找借口拒绝前去应征，也终生没有做官。王揆写得一手好诗，大诗人吴梅村把他列为“太仓十子”之一。也许正是这一点，《清史稿·文苑传》中才留下了他的姓名。

第二位是乾隆朝的胡长龄，他是乾隆己酉科进士。殿试时，他的卷子原排在进呈给皇帝的十本卷子的最末一名。乾隆帝其时已年近八旬，当看到胡的姓名后，笑着说：“看来胡人真的长命啊。”于是就将他拔置第一。胡长龄是一位颇重气节的人，当时和珅当国，胡长龄熟知和珅的种种贪污受贿不法情状，中状元后没有去拜见他，为此和珅心中十分不快。结果这位胡长龄当了十年穷翰林，以致生活拮据，家中值钱的东西典当一空。朋友们都十分同情他。为改变胡的这种窘境，他的一位朋友趁和珅寿辰之机，用乌贼鱼分泌的液汁仿胡体为和珅写了一副祝寿联，又请托一位侍郎向和珅说，胡又穷又病，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不能前来贺寿，只能以这副寿联表达一点心意，言下之意是请和珅多加关照。和珅笑着说：“想不到这位胡蛮子竟困穷到这步田地。”没过几天，胡就被任命为山东学政。接到任命后，这位好心的朋友又用原来的方法代胡写了一个帖子表示感谢。这些胡长龄都不知道。和珅事败抄家查检时，那些与和珅有私下书信交往的大小臣僚都受到牵连，胡长龄却逃过了这一劫。原来用乌贼液汁书写的东西，一年后字迹就自行消褪了。为此，嘉庆皇帝对胡长龄另眼相看，胡长龄由此受到重用，以后官至礼部尚书。

第三位是江苏人王国均，他是同治戊辰科进士。殿试后，阅卷官将他的卷子列入上呈给皇帝御览的十本卷子中。唱名传呼时，慈禧太后听到“王国均”三字，很不高兴，“王国均”不就是“亡国君”吗？于是将他抑置三甲，让他到安徽去当了一名知县。

看来，人的名字有时候真会带来祸福啊，尤其是在科举场上。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高教自考办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