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荣华

“三年粮食困难时期”，曾宣传说是“天灾”所致。真的只是天灾吗？

（正安县）从1959年至1962年全县共死亡45751人，其中1960年死亡25309人，死亡率达5.4%。比正常年份死亡率高近4倍。

——摘自《正安县志》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曾有人把它称作过难关。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对于在家乡亲身经历过这道难关的我来说，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今，我想把那些难忘的片断记录下来，也许对保存史料、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后人，会有一定的益处。

饿饭：打破了我的美梦

我是贵州正安县新洲镇新洲乡正丰村长湾村民组人，贫农出身。1959年秋天，我初中毕业考取了高中，就读于正安县第四中学。那时，家庭非常贫困，进校后，学校给我全免学杂费，又给人民助学金，优厚待遇的方式跟初中三年完全一样。我感到非常欣慰，除星期天去搞搬运，每次挣几角钱来做零用外，其余时间发愤苦读，一心想到将来能跨进大学的校门。

光阴似箭，转眼就放寒假了。195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我和同乡村的几个同学一道，冒着纷飞的雪花，徒步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学校离家50余公里，多数是崎岖的山路，加之雪天路滑，第二天清晨才回到家中。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十分凄惨：我13岁的弟弟老幺死后停放在屋中，17岁的妹妹埋头坐在火炉边，父亲和15岁的弟弟以及10岁的妹妹都躺倒在床，不时传来呻吟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坐在火炉边的妹妹有气无力地告诉我：“现在到处都在饿饭，我们全家都饿倒了。老幺是前天死的，我们听说你昨天一定回家，就等你回来看一眼才埋。”面对死去的胞弟和唉声，我的眼泪不断往下流，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伤。这一天，按照父亲的安排，要我做一些准备工作，晚上安埋老幺。但由于生产队的劳动力几乎饿倒了，找不到帮忙的人，我一人忙到天黑，准备工作还是没有做好，只好让老幺继续停在家中。

腊月二十八，是我们公社所在地新洲的赶场天。父亲起床后对我说：“今天我去赶场，到街上饭店吃点饭后，再带点回来明天过年。你在家锯几块木板，锤竹篙（照明用的干竹子），晚上一定把老幺埋了。”于是，全家吃了一顿白水煮的青菜后，父亲带着几斤我从学校退回来的粮票就硬撑着上路了。接着，我就借锯子，找木板和竹篙，不停地忙碌。谁知，当我锯好木板，正在锤竹篙时，有人来传话，说我父亲已在三岔河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差点把我吓昏了。我强忍着悲痛，急忙赶到三岔河。原来我父亲还没有走到新洲街上，才走到三岔河边就倒在路上了。恰好我姐夫在附近听说后，赶过来将他扶起，看他落下了最后一口气，走完了他45岁的人生历程。家中幼弟未埋，坡上又饿死老人，一家人的命运实在太惨了。万般无奈，我只好找来竹席把父亲遗体盖上，摸黑回到家中。这一夜，家里虽然草草地把老幺埋了，可我父亲却在三岔河边的草地上整整露尸一个通宵。

1960年大年初一，阴沉沉的天空满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几位忍饥挨饿的亲戚朋友相约，为我父亲送葬。眼看死人穿着旧衣，几块旧木板镶起当棺材，也没有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和披麻戴孝的场面，人人无不心酸。

父亲去世后，留下我们四兄妹，我是家中老大，家庭重担当然压到我的肩上。面对唉声连着唉声起，新坟跟着新坟埋的现状，我有苦难言。脑子里奔大学的梦想已荡然无存，唯一的打算就是求生，就是与弟妹们相依为命，尽力寻找出路，共同逃出这饥饿的深渊。

求生：天天采挖野生作物

没有粮食吃，饥饿越来越摧残人身，我家三个弟妹都不同程度地浮肿了。本来就很少的自留地上，所种的蔬菜根本就满足不了一家人每天煮食。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除了上山采挖野生植物充饥，已别无选择道路。认准了这个路子，在埋葬父亲的当天下午，我就冒雪上山，去离家不远的一道土坎上挖野麻根。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挖回的野麻根有10多斤。晚上，我们几兄妹就把挖来的野麻根放在柴火中烧，烧熟了，剥掉皮就吃。吃后，大家都比较满意。从此，我天天上坡采挖野生植物，哪怕雨天雪天也从不中断。对于野生植物，我从小放牛时，在大人的指点下就认识很多，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最好吃。所以，每天上坡后，只要见到可吃的东西，哪怕钻刺蓬，爬岩壁，也要千方百计去采集，去挖掘，不放过任何机会。辛苦的劳动，或多或少都有收获，从而，使家里每天都有一些可以充饥的食物。

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终于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1960年春节后不久，国家仓库开始发救济粮了。初发时，每人每天二两毛粮（稻谷），后来增发到每人每天四两，最多时发到每人每天半斤。虽然发了粮食，但毕竟数量很少，所以，我仍然坚持天天上坡采挖野生植物。那时候的煮食方法是：把发的稻谷炒焦后磨成谷粉，野生植物分品种，有的洗净切细，有的磨成面粉，有的滤成淀粉，根据情况，掺合煮来吃。为了维持这样的生活，我不顾饥寒，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辛，跑遍了我家周围的山山岭岭、沟沟谷谷，采挖过蕨苔、葛根、野麻根、洋姜等二十多种，甚至把我家屋侧一根合抱大的枇杷树也砍来剥皮煮吃了。我真是怀念那时的自然资源，因为那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确实为我们全家冲出绝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杀牛：倾力拯救灾民

农村大面积饿饭，到国家发放救济粮的时候，已经饿死了不少人，还有大量的人全身浮肿，濒临死亡的边缘。对此，公社采取紧急措施，开办“临时病院”，宰杀集体耕牛，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灾民。具体做法是：划分片区，把相邻几个生产队浮肿严重的人，集中到较为居中的生产队集体食宿。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很快就办起了“临时病院”。人员集中以后，立即宰杀集体耕牛，将牛肉和骨头一起煮。等牛肉煮得稀烂后，去掉骨头，再将磨好的粮食面粉放入大铁锅内搅成稀粥。吃的时候用木瓢分发，见人后在花名册上打勾，勾一个给一份，一瓢一瓢地平均分配，以免漏发和吃双份的情况。

我弟弟和最小的妹妹被列入“临时病院”的名单。虽然我家离“临时病院”食堂只有两百米左右，但他们无力行走，每天吃饭时，必须由我分别把他们背到食堂去露面，并对照花名册打勾后才能领到稀饭。有天傍晚，我背他们去领稀饭时，途中见到了一个死人。那人仰卧在路边，只见他口不合，眼不闭，衣着单薄，整个身躯只剩一具骨架。当时阴风惨惨，谁见了都会胆寒。但我为了弟妹们的生存，还是鼓足勇气，壮起胆子，连续往返四趟不绕道，终于为弟妹们领回了稀饭。

在开办“临时病院”的同时，大队还组织杀牛。先把牛肉集中在大队，然后由大队干部分头到生产队摸底，凡浮肿的人就给一张便条，由浮肿人到大队凭条领取两斤牛肉。

开办“临时病院”和供应牛肉，重点解决吃饭和吃肉问题，效果非常显著，使大量浮肿的人逐渐消肿，恢复健康，最终战胜死神，从而获得了新生。

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也有个别人擅自杀死集体耕牛，私自悄悄煮食的情况。如我们生产队的一个社员与外生产队的一个社员一道，在一天夜里，把一头自家喂的集体大黄牯牛，拉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用绳子把牛活活吊死，然后砍成块块，各自背回家中煮食。又如我们临近生产队的一个社员，也把自家喂的一头集体耕牛，拉到自家屋里，把牛鼻绳拴在火炉脚（木柱）上，再用绳子把牛的四脚缠住，牛倒地后还未断气，他就迫不及待地在牛的臀部割一块肉来煮食。接连发生这两件事，县公安局专门派人作了调查，当事人都对私杀耕牛、煮食牛肉的情况如实作了交待。本来，杀集体耕牛是违法的，但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松绑：农民享受自由种植权

1960年5月，人民公社管理区决定让我当大队干部。当时有一个统一的宣传口径，就说前段时间到处饿死人，是上面有“死官僚主义分子”掌权，下面有“富裕农民”当道。这里说的上面，指的是公社、管理区；说的下面，指的是大队、生产队。所以，一时间层层撤换基层干部。我们的大队会计被定为“富裕农民当道”的对象，在“拉富裕农民下台”中被撤了职，我就是顶替他做了大队会计的工作。

随着各级干部的撤换、调整，上面的政策也开始放宽，允许社员家家户户种植部分集体丢荒的少量土地。如果生产队因耕牛少、劳动力弱而种不完的熟地，社员也可耕种。实行谁种谁收，社员自种自收自吃，上不缴国家公余粮，下不留大队干部提成。这样一来，群众普遍心情舒畅，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从1961年春天开始，尽管大量饿饭浮肿的人还正在逐渐康复过程中，但绝大多数的农户拖着瘦弱的身体，上坡开垦荒地。各家各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想方设法在各自开垦的地上种植了包谷、高粱、荞麦、瓜豆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这个时候，农家户的农家肥要先交集体，即使有一点，也没有劳动力挑上坡，耕作是比较粗放的。可是老天有眼，风调雨顺，秋收时节，收成不错，为解决饥饿问题增加了一分保障，群众无不舒了一口气。

群众从自由种植中得到了实惠，放宽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从1961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上面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一是行政体制的改变，将原来的公社改为区，管理区改为公社，有的原来较大的管理区、大队、生产队，一分为二，规模缩小了；二是撤销集体食堂，让社员自家开伙，同时将大队核算改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三是进一步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提倡私人开荒种地。这些政策，群众普遍拍手称快。于是，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大的全民开荒的浪潮。无论走到哪里，放眼田野，到处都是紧张劳作的人们，银锄挥舞，一派生产自救的繁忙景象。这是一场向荒山要粮、向饥饿宣战的人民战争。经过放宽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家齐心合力，艰苦奋战。一年下来，果然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农村确实出现了新面貌，难关终于渡过了。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

责任编辑：翁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