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

赵长天是我应该尊称为老师的前辈作家。约算起来，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就认识他了，但其实一直交往不多。简单说来，作为上海的文学前辈，赵老师支持和帮助过我，尤其在我近年与上海渐离渐远的时候，回想起来犹觉温情。从外表看，他是一个清瘦的人，平时似乎不苟言笑，但为人做事实际上都非常亲和低调，尤其是跟你说话的时候，眼神常带笑意，眼角的鱼尾纹细细的，向上微微翘起，有时也会仰头朗声大笑，但有节制。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务实可以信赖的人。作为一个作家，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就是上海文坛少数几位有全国影响的著名作家之一。80年代我还读研究生时，曾写过一篇有关上海作家的批评文章，当时还有过不小的反响，连早晨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也有播报。其中没有涉及到赵长天。因为当时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需要单独对待的个案。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他的写作不易被简单评说，很难概括或发现他的明显问题或缺陷，而我那篇文章的目的是在揭示上海作家的问题，多是批评性意见，且是简单评点的写法；二是在经验层面他的作品相当程度上超出了我能把握的范围，这不是说他的作品量或类型，而主要是题材内容，我的学生时代经验、想象和当时的阅读准备、知识积累，都限制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和深度，但在偏执的方面却得到了发展和鼓励。顺便要提一句，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多样、多元的文学批评在主流报刊上也都是得到鼓励的，我的这篇文章还被《人民日报》转载了主要观点和段落文字，只是作者身份变成了“上海文艺工作者”，单独署名的待遇“被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