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1986年9月2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刚刚从北戴河度假回来的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专访。

邓小平晒得有点黑，但精神很好。入座之后，他用惯常的四川口音，像对熟识的朋友一样，语调平稳地问华莱士：我抽烟可以吗？华莱士答：当然。

稍停，华莱士伸手向邓小平要了一根烟。但在采访中，他几乎没有抽过。

全程负责此事的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后来出任国新办副主任的马毓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华莱士只是想要这个镜头。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接受外国电视媒体专访，也是最后一次。

曾为这次采访担任翻译、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周文重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彼时正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处于变化、国际形势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

“小平同志这次接受采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有话要讲。” 周文重说。

“上面可能有话想说”

此前，华莱士分别于1983、1984和1985连续三年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向外交部提出采访邓小平的申请，但都未获批准。

1985年，华莱士来中国参观时，委托陪同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第4次提出了采访邓小平的申请。

“我们并不是每次都往上报，考虑到上面可能并没有需要见他，就不往上报了。有时候也只是口头汇报到部领导，部领导说不考虑就算了。”马毓真回忆，“这一次往上报，上面还是说不谈。”

大约在1986年5月，华莱士给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闻参赞兼新闻发言人郑万珍打来电话，再次提出想采访邓小平。

郑万珍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形象介绍给美国的新闻界，帮助他们客观地报道中国。他问华莱士有什么要求。

“你知道美国记者的要求是不轻易提的，他一般会在采访过程中突然提出来，让你完全没有准备。但中国国内是需要的，所以他也提了些。”郑万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为了进一步摸清华莱士想要采访的内容，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请他吃饭，郑万珍也在座。

“他嘴很紧，说了些大的方面，第一个就是中苏关系。”郑万珍回忆。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推行“新政”。在中苏关系上，停止了对中国内外政策的公开攻击，积极谋求同中国改善关系。

正好韩叙要回国休假，回到北京后，他向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介绍了邀请华莱士采访邓小平的好处，理由有四：此人友好；《60分钟》在美国影响很大，会有4000万观众同时收看；华莱士同意完整播放对邓小平的采访；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向世界传达我们想说的话。

马毓真隐约感觉到，上面可能有话想说。“我们知道当年毛主席见斯诺、周总理见莱斯顿，都是我们有话要说的时候。”

马毓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70年，中美双方处于微妙试探阶段之时，中方约请斯诺访华，毛泽东与之长谈5个小时，向美方释放出友好信号；1971年，马毓真所在的新闻司接到周恩来指示，要求给他安排见美国的大记者。第一个被邀请来的，就是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

7月15日，马毓真向时任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和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姬鹏飞打了请示报告。果然，二十几号就收到批件，邓小平同意接受采访。

正在这个时候，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就中苏关系发表了著名的海参崴讲话，第一次针对中苏关系“三大障碍”提出，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将从蒙古撤出相当大数量的苏联驻军；愿意就中苏边境减少驻军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睦邻局势的补充措施问题。

华莱士得知采访申请获得批准，很兴奋。“后来他对人说，肯定是中国人有话要说。所以说这个人政治头脑很厉害。”时任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处长刘汝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8月底，第二个批文下达，确定采访时间为8月底或9月初，邓小平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新闻司经与美方协商，将采访时间最后确定为9月2日。

前期谈判

来北京之前，华莱士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向外交部呈递了采访内容，分为7大部分、30个问题。七大部分包括：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台湾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邓小平自身经历以及《纽约时报》记者伯恩斯被驱逐一事。

此前不久，6月底至7月初，《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由于“故意进入中国非开放地区，进行了与记者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中国国安部门驱逐出境，在美国媒体上引发热议。

8月31日，华莱士抵京，住在长城饭店。

当晚6点半，马毓真和刘汝才等四人代表中方，请华莱士在北海公园的仿膳斋吃宫廷菜，商谈采访流程和细节。

马毓真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多年，对与外国记者打交道已十分熟稔。早在龚澎任新闻司司长时期，他们就开始搜集美国记者的材料，所以对华莱士犀利、强硬、“审判式”的采访风格并不陌生。但餐桌对面这个对中国菜表示相当好感的华莱士，看起来非常友好，“比较配合”。

马毓真告诉华莱士，30个问题不可能全谈，让他抓住大问题，不要提那些根本不需要重要领导人谈的细枝末节的问题。另外，包括翻译时间在内，建议一个小时左右结束采访。

华莱士表示，小题不谈可以，但翻译的时间不能算在内。

后来请示外交部领导之后，中方松动了一点：如果邓小平愿意多谈，时间可延长一点。

华莱士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在有中国特色的房子里采访；二是希望能拍些与邓小平一起散步的纪实镜头，和他含饴弄孙的家庭生活镜头。

对于采访地点，中方完全满足了华莱士的要求，定在中南海紫光阁。对于拍纪实镜头的要求，则没有同意。“小平同志非常忙，没有这个可能。”马毓真解释。但中方同意提供一些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邓小平工作和生活的素材。

中方本来的安排，是央视和新影厂同时参与这次采访的拍摄，但华莱士认为机器太多，尤其是新影厂的胶片摄影机还会发出声音，影响录制效果。经协商，中方同意央视和新影厂可以不参与，但最后美方要给中方留下一套完整的录像带。

节目播出时长，是中方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

之前华莱士答应采访内容全部播出，但这次表示，只能部分播出。因为《60分钟》一期节目里还有其他内容，而且美国人也没有耐心看完长达一小时的采访。但他承诺，可以保留每一个问题的完整性。

中方同意了，但提出，播出时邓小平的回答要以中方提供的英文翻译为准，因为中央电视台也要播出，如果有出入，无法向观众交待。

9月1日，新闻司记者处处长刘汝才陪同华莱士摄制组，先行去紫光阁看了现场。他注意到，华莱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地查看。看得出，他对采访地点非常满意。

交锋紫光阁

9月2日这天，秋高气爽。一早，紫光阁就忙开了。

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筑，白石栏杆，雕龙望柱。里面布置了许多精美的紫砂壶，大多是时任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局局长的赵庆云亲自去无锡张罗来的。

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局服务处的工作人员早早打开门，以保证空气流通，并把室内温度控制在24度左右，为邓小平备好烟缸。预备好的西湖龙井茶是春天时赵庆云亲自去杭州定的，每年60斤，作为紫光阁的外事用茶。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小平同志的活动一般在人民大会堂，到紫光阁是第一次。” 赵庆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前，他们开会进行了周密研究，一件件地落实。

华莱士和摄制组人员先到了。赵庆云对华莱士的印象是，高瘦，很精干，风度翩翩。摄像师和灯光师工作时，华莱士在屋子里四处观看。

灯光师备好光之后，赵庆云特地去邓小平的位置上坐了5分钟，感觉很热。他特意安排服务员，在中途休息时递冷手巾降温。

邓小平在邓榕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提前10分钟左右到了紫光阁。他们从后门进的休息室，没有与华莱士打照面。

在休息室里，马毓真向邓小平作了简单汇报。邓小平不说话，听完后自己想问题。

马毓真并不太担心华莱士问尖锐的问题。他刚进外交部做翻译时，见识过陈毅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两次记者招待会。“很轻巧地对付了，非常成功。外国记者再刁，不是他们的对手，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次为采访担任翻译的，是时任外交部翻译处处长的周文重。41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戴眼镜，穿一件普通的白色短袖衬衫，声音洪亮。

10点，采访开始。

按中国人的待客习惯，客人应该坐在主人右边，但因邓小平右耳背，所以安排华莱士坐在他的左边。周文重坐在他身后。

简单地寒暄之后，华莱士即直奔正题，问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看法。

邓小平表示，讲话有新东西，但苏联内部仍有不同意见，还要观察。

华莱士追问，是否愿意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最高级会晤。邓小平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谈话中，对三大障碍的最主要问题——柬埔寨问题，仍然没有松口，认为这不是中苏双边关系问题，“要我们使越南人从柬埔寨撤走是荒谬的”。

“华莱士摸到底了：中国人看到戈尔巴乔夫抛出来的球了，但是态度是有保留的。”周文重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

华莱士又针对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问题：“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回答：“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

“当时姓资姓社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对十二大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一步阐释。”周文重评价。

在周文重看来，向来以直率尖锐形象著称的华莱士此次采访“还算克制”，更多地希望让邓小平多讲。但在台湾问题上华莱士问得比较直接：“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小平也答得直接。他说：这首先是民族感情问题：其次，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地位就没有保障：第三，搞“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不会有损失。至于双方的发展差距，是暂时的，且正在缩小。“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

原定的60分钟采访，延长到了80分钟。

周文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场的很多细节他都记不清楚了，因为这是他的翻译生涯中最紧张的几次之一。“这次翻译分量很重，又是电视播出，讲出去的不能收回，所以全力保证把话听清楚。”

采访期间，马毓真和刘汝才一直在房间北边，听着高手过招，心里暗自佩服。

当晚，华莱士在长城饭店的法式西餐厅回请了马毓真和刘汝才，表示感谢，几天后，马毓真等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宴请华莱士，双方作别。

“为什么要去对美国人说啊”

9月2日采访当天，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仅百字的短消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很快，美国的媒体迅速反应过来，纷纷向外交部提出采访邓小平的申请，但都未获准。

刘汝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之前，中央已经有精神，高级领导人不要随便安排见记者。之后，更明确规定，不再安排外国记者采访。

“所以我们知道这次大概是邓小平最后一次见外国记者，此后我们再不会向中央呈请邓小平接见外国记者的报告。”刘汝才说。

《60分钟》分两次播出了对邓小平的采访。

9月7日第一次播出，基本涵盖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邓小平个人经历几个部分。邓小平的回答也按事先的协议完整播出。

“使馆报回来，认为基本忠实于原意，没有歪曲，但时间没有想象的那么长。只有10分钟。但外国电视台能播一个人的讲话10分钟，已经很不得了了。”马毓真说。

但9月21日的第二次播出令中方感到不太理想。

“中间夹杂了很多评论，没有完全以小平同志为主，有点零碎。每个问题的完整性没有保证，而且时间短。” 马毓真说。

中国驻美大使馆特地找《60分钟》制片人和华莱士沟通，表示不满意。对方解释说，内部有更高级的编辑，自己的话语权也有限，但表示，愿意做补救。

从10月4日起，《60分钟》重新制作、播出了华莱士对邓小平的专访，连续4天，每次6至7分钟。

马毓真认为，尽管不尽如事先设想，但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苏联方面也做出了回应，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欢迎。

“他们还说了一句话：‘为什么去对美国人说啊？意思是，为什么不直接对他们说。”马毓真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