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建文

中学时读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梁实秋与鲁迅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对誓不两立的冤家，双方“对骂”十年之久。但近读于惠所著的《雅舍梦忆》，让我感到这两位文坛巨匠也许只是“论敌”，正如梁实秋女儿梁文蔷所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父亲还是很欣赏鲁迅文学的。”可见梁实秋并未把鲁迅当“仇敌”。

据书中记载，梁实秋与鲁迅虽说在上个世纪打了近十年的“笔仗”，但两人仅谋面一次。这大概在1922年的某一天，梁实秋为扩大刚建立不久的清华文学社的影响，到北平西城的八道湾邀请当时声誉日隆的周作人到清华学校讲演。在周氏兄弟住宅等候时，梁实秋误把鲁迅当成周作人，两人因此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和交谈。梁实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一位高颧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着一根纸烟走了进来，向我们点头让座，我道明来意之后，他愕然地问：‘你是要会我的老弟吧？从他的口里，我才知道这人便是鲁迅先生。”显然，实属偶然匆匆一面。但当时的鲁迅已是名声赫然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而梁实秋却还是就读于清华学校的学生，绝对未能想到数年后两人竟成为长达十年的“论敌”。

在十年的唇枪舌战中，双方你来我往的文章达一百多篇，涉及的问题自然不少，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梁实秋曾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从文学的题材、作者的阶级身份、读者的鉴赏进行论述，否认文学的阶级性，以为无产阶级文学“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错误在把文学当作阶级争斗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则予以反驳，以为“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阶级文学”；“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对这场论战，后人分析，梁实秋总体处于“自卫”，反复强调人性问题，力量略显不足。

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尽管都是一些文学问题，但由于长期的“短兵相接”，也有白热化、情绪化“鏖战”的时候。梁实秋曾在《鲁迅与牛》一文中，抓住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以“疲牛”自喻予以借题发挥。鲁迅的本意无疑是不辞劳苦服务大众，他却说有一头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影射鲁迅在军阀政府做过佥事，又是文艺界的左翼领导人，进而攻击鲁迅“究竟现在是吃那一家的草，属于那一党”，直指鲁迅为共产党所用。这话在当时显然是相当厉害的，足以给鲁迅带来牢狱之灾。但鲁迅也不示弱，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在冯乃超称其“资本家的走狗”基础上，为他再加上“丧家”与“乏”两项修饰，用以揭露“走狗”的本性，指出“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既然自己也不知道主子是谁，必为主子所抛弃，所以应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因此，后来也就有人把他们的论战称之为“狗”与“牛”的交锋。

梁实秋与鲁迅长达十年的交锋，影响广泛，相传甚多，误会自然难免。梁实秋在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时，对学校图书馆进行了一次“扫黄行动”，命人将早年留存下来的数十册黄色书刊及低级趣味的书籍清理下架，进行处理。但这一行动传至上海，却变味成梁实秋连鲁迅的著作也不能容忍了，将其全部从图书馆中撤出。这既可能源于别有用心的挑拨，也可能是因为某种讹传所致。但不管怎样，鲁迅当时确实信以为真，在《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就曾明确说到此事，把它与军阀查封未名社相提并论。对此梁实秋后来也作过解释：“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回事。这样的事只有独裁国家如苏联、德、意才能发生。我信服服尔德的一句名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命拥护你说话的自由。我对鲁迅先生抱同样的见解。”可见，实属一场误会。

时过境迁，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今天如果不是“上纲上线”来说，都是一些围绕文学方面的学术论争，并无个人恩怨。论战硝烟过后，他在《鲁迅与我》一文中说：“平心而论，鲁迅的杂感文字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一个能写文章论战的鲁迅是不可多得的。”在《现代文学论》中也曾这样说：“新文化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特别是晚年，梁实秋对国民党当局禁止出版鲁迅著作尤为不满，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说：“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文字，“作为零星讽刺来看，是有价值的”。对一个与自己论战近十年的对手，最终还能作出这样的评价确实难能可贵。我想，这不能不让我们今天某些为学术思想闹出流血事件的教授们感到羞愧。

【选自湖南政协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