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梅

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序》中写道：“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杂文要求作者能够对于当下发生的社会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实现某种质疑、反思和批判。《阮玲玉与食尸兽》一文，即是作者在阮玲玉自杀之后，针对当时的种种喧嚣乱象进行冷静地审视，从而沉痛为文的。柯灵先生在此文中看似十分无意的一句话——“供他年修上海社会史者作参考”，却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一种杂文理念：杂文与社会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此时人们手中翻看的杂文篇什，异日却可能成为某种珍贵的社会史参考材料。这一切无不源于杂文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即时”反应。

1935年的“三八”妇女节，阮玲玉服毒自殉，这无异于给当时的上海社会投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当事人、市民、报馆、众书局、百货商店等等纷纷作出反应，柯灵先生的这篇杂文就记录了当时的若干“骇人听闻”的世相：“陈尸万国殡仪馆，观者数万，报章喧腾，称为‘艳尸，谓其曼妙如生，栩栩可爱！”；“某国货公司于春季大廉价中举行阮玲玉女士遗影展览，追谥阮为服用国货的倡导者”；“书局登出广告，大标题为‘阮玲玉不死”撩拨人们一窥女星“恋爱香艳事实”和自杀的惊天内幕；又有某测字先生“葫芦神卜”登报自我鼓吹其神机妙算，更有冠生园借阮玲玉曾在某梅林出过外景而盛推人们食用冠生园陈皮梅借以怀人……彼时众人的种种世态无一不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时至今日读来仍感到某种彻骨的寒意扑面而来。联想到彼时1935年，日军已侵占东北数年，东北领土实已沦为日军控制，上海却依然一副大都市的升平之象，種种“借死人以自卖”的繁荣景象就更使人心寒齿冷，柯灵先生的一句“食尸兽”，既贴切、形象又是最激烈的痛斥。

对于阮玲玉之死，当时的报刊可以说是有数量可观的报道与评论，也会有大量以此为题材的其他文艺性的表现形式，诸如传记、小说、电影、戏剧等，但时隔大半个世纪的今天，当我们无从查阅那些通讯、报道和评论，无从翻看那些文学作品之时，单单看柯灵先生的这篇杂文《阮玲玉与食尸兽》，就可以从中窥出当时的某些世风与市井百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确是对于社会史的某种有益的补充，与其他形式诸如影像、图片、方志等材料一样成为对当时社会形态的有效记录。远的不说，单说“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就有多少作者以杂文的笔法对此进行了沉痛的拷问与反思，这极可能成为日后研究社会形态与国人心态的某种旁证，成为针砭一时之社会顽疾的“弹痕”。又因杂文的“文”的特性，以致常常具有一种穿透时光的感染力，使后人翻检今日之优秀杂文，犹如我们翻检这篇《阮玲玉与食尸兽》之时一样，常常心怀沉忧，若有所思。

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原名高季林。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共和国成立前主要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创作。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上海市电影局领导职务。主要著作有《柯灵选集》、《柯灵散文选》、《柯灵杂文集》，电影《不夜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