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友

因别具韵味的官场小说创作而享誉文坛的王跃文新近推出的这部《拍手笑沙鸥》。（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版）王跃文在自序中坦言，自己“一直不太分得清杂文和随笔的区别”，因而，这本集子既不涂抹“文化的口红”，也无需进行所谓的思想包装，是“随心随性而直抒胸臆”，体现出作者“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行文风格。正如其在书中《常识性错误》一文中谈到的那样：自己逃离了官场，可以“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了，但提笔所至，依然离不开官场，“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图个快活”。

这部集子的文章，并非写于一时，估计也不是完全作于一地，时间跨度大，创作情景与心境也应殊异。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涵纳了九十九篇文章的集子，集子中飘散出的是一个“专看世上的不好”的作家的精神“苦药”和思想苦痛。正如其小说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甚至艺术手法上，关注的焦点，言说的核心，大多是中国官员，中国官场，以及这之下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官场生态和官场文化。既然其小说因之被称为官场小说，我想，其杂文因为其同样的特色，姑且称之为官场杂文，以标示其创作思考的独特和艺术的独创。

相对于其官场小说而言，这部集子更能让人从中读出作者的至情至性。《拍手笑沙鸥》是有别于其小说形象化表述的随笔性“直言”，跳动的是作家对官场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有如“天地一沙鸥”，飞翔在古与今、中与外的时空隧道，在历史与现实的缝隙、节点、交织之处，探寻中国官场文化的独特性、奇异性甚至荒诞性，文字中“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彰示着的，是一个站在权力的对立面，独立思想着的，对中国官场以不同的方式，不断质询的“官场忧心人”的精神品格和艺术操守。

积弊深重、令人焦虑的中国官场现实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血脉中流淌的“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格操守，注定了“官场忧心人”与现实官场的不相容性并难以和解。俗世男女，人间冷暖，众象纷纭，王跃文通过小说和杂文，建立与大地的精神联系。他试图融入的大地，也许就是中国諱莫如深的官场文化，复杂的政治生态，莫测的政治心理，在官场细节、暗角、隐秘、环曲之处，照去一束光亮，让一切云遮雾罩的官场规则显山露水，让那些秘而不宣的官场游戏无处遁形。这样的题材腹地与审美选择，无疑接通了地气，联通了民情，洞穿了历史，洞见了现实。与其小说相比较而言，无疑视野开阔，文字活泼，更见性情，更具批判性。

在整部《拍手笑沙鸥》中，始终飘动着作家往返在历史与现实之途中的思想身影。《杂书谈》不是学问家谈杂书，而是为晃荡在历史中的各级官员涂画着仍在我们这个时代游走着的“死魂灵”，或者说是在俗不可耐的现实中探寻着官场规则的“遗传密码”。延续这种风格的文章在集子中有很多篇，如《老爷都有坏脾气》、《老爷去庙里喝茶》，都是揭发历史的“伏藏”——官员难以伺候。《皇帝见农夫》演绎着的是古代版的“哄官”与“欺官”的“滑稽大戏”。《皇帝也会打招呼》、《雍正十三年》、《皇帝其实都知道》等，更是将官场撕扯出一道大口子，将“于今犹烈”而“自古有之”的“办事打招呼”、“跑官”、“官场权谋”等官场行为积习扳开了看，其现代意味和批判色彩依稀可见。因而，其官场杂文，保持着的依然是批判现实的风格。但在文章的讲述中，却极力地保持着一种话语“优雅”。在文本空间里，我们历历可见王跃文对官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放达和平和。如《从传闻到传闻》里对“加强领导”的正意反说、庄词谑说；《旁观者言》中的希望读者“随意浏览，尽可付与笑谈”，沉重的话题轻松着说；《电脑的幽默》以玩笑的口吻泄露官场天机；《钱水说》里与其说是“祖先们真是幽默”，不如说是王跃文笔触风趣；而《拍手笑沙鸥》“头发政治”的话题虽然有“玩笑话”、“套用古语戏言”、各种时间、场合的穿插，但却依然掩盖和冲淡不了其中的沉重。可以说，王跃文的这些文章既不“金刚怒目”，也不“平和冲淡”，而是以“幽默机智而不失深刻，灵活谐谑而不辞风雅”的话语体式，在行云流水的叙谈中蕴含着作者的清醒与睿智。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九十九篇官场杂文，从各个侧面，从不同的角度，看似天马行空、洋洋洒洒，所指向的却都是中国官场的肌理脉络和运行逻辑，在点点滴滴中见微知著。所以说，王跃文虽是零散创作，但却见整体思考。换一句话说，王跃文的这本《拍手笑沙鸥》以丰富的思想颗粒堆砌成了对中国官场进行透视的精神镜像，在这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新的王跃文。

【原载2012年第1期《创作与评论》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