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最近，同国画家黄永厚先生合作完成的《魏晋风度》和《错读儒林·聊斋索图》出版了。连同先前的作品，我对于杂文多种文体的探索，大致可以看到个轮廓：最早是通常意义上的“杂文”（见《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后来是寓言体的杂文（见《绘图双百喻》），然后是评点式的杂文（见《唐诗别解》），再后来又是世相写真式的杂文（见《瞎操心》、《世相写真图》），再有就是忆人论世（《臆说前辈》），谈史论世（《草桥谈往》），以及《魏晋风度》、《错读儒林·聊斋索图》这样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人物故事时光错迕的杂文。

这么驳杂的文体，岂不像摆旧货摊？但我想，杂文也者，本来就应当“杂”。杂文文体的单一化，使杂文的路越走越窄，渐次有被报刊“时评”取代之势。鲁迅曾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可见杂文本不限于单一的文体。我们并不必把“匕首”、“投枪”或“战斗的阜利通”时时放在心头。“地摊”，也是鲁迅说过的，他说，“我只在深夜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我之所谓多种文体的“探索”，说着好听而已，其实不过是回归杂文的本义罢了。文体可以不同，其关心于世道，针砭于世风，却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错读儒林·聊斋索图》、《魏晋风度》和《草桥谈往》中的一些文字，有朋友问：“你是在述古还是在说今？”这倒真让我为难了。说是述古吧，许多场景明明是今；道是说今吧，又分明在讲着古书中的人和事。其实，我只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的时光错迕，本来早已逝去的人物、事件，忽然在脑海中与当下的人物、事件遭遇，重叠。他们的思维、行止是那样的相像，乃至若是剥去衣冠，你很难分清是古是今。生活在中国，古与今，实在有太多的相似。

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据说已经经历了多次“革命”。先前的改朝换代不算，就已经有了辛亥以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又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又有了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然后呢，当然是今天还在继续的未称“革命”的“新长征”。经过这样反复的“革命”，先前的某些社会弊端，按说应当早已革除了吧？遗憾的是，有时竟然从人物、情境到对话，有些神似，依旧去古未远。

这样去古未远的人和事，在我读书与阅世的生涯中，几乎从未断绝。“竹林七贤”是被人时时称道的风流人物。在许多人心目中，他们都是些放达潇洒的人物，在古今许多画家笔下，他们都在竹林中或山水间，或坐，或卧，或吟啸，或纵酒，简直快乐得像自由自在的飞鸟。但我的阅读经验却告诉我，他们大多都是虽然才智绝伦、却在政治罗网中挣扎、希望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不可得的可怜人。醉酒只是逃避的手段。那一幕幕悲剧的出演，使我想起许多师长的遭际。“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这是阮籍的诗句。即便他能和光同尘，用醉酒掩藏起思想的锋芒，宁与燕雀同处，但他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若像嵇康那样不能容忍，立即被捉将官里。虽有三千太学生上街为他请命，仍然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或许，这聚众的“请命”正是他催命的无常。于是，这些历史人物在我的笔下，渐渐融合、重叠，化为那些不古不今、亦古亦今的杂文。这或许也印证了接受美学的原则：阅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融汇了自身的见闻、体验、情感与思考。阅读是一种再创造，他读到的与其说是作者的声音，毋宁说是自己的声音。

在我的写作中，始终得到丁聪、黄永厚等多位画家的厚爱。他们的加入，造成了我大多数文字有图有文、文画相生的特色。文字和图画的配合已有很悠久的传统，从过去的“左图右史”到后来的绣像、插图，再到后来的诗画配，都曾受到读者的欢迎。我读小学时常到书摊租那些绣像小说，读中学的时候对漫画和讽刺诗配合的《马凡陀山歌》兴趣浓厚，我喜欢丁聪、孙之儁、刘旦宅、贺友直等先生插图的小说戏曲，但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同画家有如此密切的配合。我同丁聪、黄永厚先生都有长期的合作，完成或还在继续好几个不同文体、不同内容的系列，越来越感到图画和文字配合得好，就像武侠小说中所谓“双剑合璧”一样，能产生单独文字或单独图画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文字因图画而更具像、更生动，图画因文字而更耐看、更引人深思。论年龄，他们都是师长；論成就，早在我开始写作杂文的时候，他们都已卓然大家。作为晚辈，能有我这样际遇的，恐怕不多；能同他们有长达二十多年而不间断的合作，恐怕更是稀有。时乎？运乎？总之，我是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