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路

京剧《甘露寺》，本来有一句乔玄夸赞张飞的唱词——“曾破黄巾兵百万”。大概是为了端正对农民起义的态度，1961年，这一句被改为“鞭打督邮他气冲牛斗”。

张飞鞭打督邮，来自《三国演义》。罗贯中塑造的张飞是：“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督邮未及开口，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当督邮向刘备求救时，刘备“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并批评了督邮一番。

此案即使让福尔摩斯来侦办，恐怕也不会怀疑：张飞是打人凶手，而“急喝张飞住手”的是刘备。

如果一切都如此简单，世上的河流，就不会弯弯曲曲了。猫儿腻恰恰在于，罗贯中把历史事实“掉包”了，他让真正的打人者刘备，换上“仁慈”的面具，而让无辜的张飞去垫背，当打人凶手。

陈寿的《三国志》，说得清清楚楚，正是刘备，“直入缚督邮，杖二百”。

上世纪八十年代，劉再复提出“性格组合论”，认为人物性格有二重性与多重性，“性格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价值不是单一的价值，而是一种立体的、复杂的价值”。

问题是，罗贯中活在十四世纪，没受过“左”的熏染，为什么搞起教化来，手法如此圆熟？你看，《三国演义》中，经常搞一种类似数学上的“同类项合并”：这位是仁义大师，所有的柔筋脆骨，都归他；那位是奸诈教父，一切黠猾刁蛮，非他莫属。

教化，总是粘着一点政治粉末。与当时的封建政治搭界了，走起路来，脚脖子就会扭歪。罗贯中“拥刘反曹”，凡史实与此抵牾，便“移花接木”，便“削足适履”。他为什么“拥刘”？正统观念，元末明初的形势，都可作解释。

其实，让刘备亲手鞭打督邮，违法不违规。这个“规”，便是人性之“规”。第一，当时的刘备还是小角色，用不着像柔远怀迩的当政者那样，居高作秀，摆出妇人之仁。第二，与关、张“兄弟”相称，自己太软皮邋遢，如何让兄弟们服服帖帖跟你走？第三，督邮要“沙汰”刘备，刘备求见，“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刘备受辱，脾气发作，动手打人，这属于“失控”，但尚在“人之常情”中，依照“性格组合论”，是属于“常态的二重人格”，而非“病态的二重人格”，因为刘备并无精神病。说高级了，据说还是处于“‘不一与‘一的最好组合状态中”，因为“性格的丰富性中必有一种主导性格”。如此看来，刘备以“仁”为主，以“不仁”为辅。

“性格组合论”是针对文学的，但对史学，何尝无益？一部历史，证实了“人的性格是极为复杂的心理系统”。最近，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剑敏的十卷本史诗《大三国》，此书把真实的、敢作敢当的血性汉子刘备展示出来。对于鞭打督邮一节，书中这样写道——

“到了边界处，刘备跳下马，把县尉的绶带挂到了督邮的脖子上，将他绑于树干，挥动马鞭，连鞭二百下，打得督邮鬼哭狼嚎。打罢，怒气未解的刘备拔出剑，要结果了督邮的性命。督邮哀求，百般哭辩，说是朝廷的意思，与他无干，请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听到此话，刘备知确非督邮之意，把仇恨转到了宦官身上，严辞训斥了一顿，解缚给放了。”

这样的刘备，回归历史了，呈现厚度了，也让人觉得，史学可信了。至于开头所讲，乔玄夸奖张飞“鞭打督邮”的唱词，是改词的人上了罗贯中的当，应由罗贯中负全责。

【原载2012年4月11日《新民晚报·夜光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