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坚

近阅一份学术刊物，介绍某教授成果累累，称他在某两种国家高等级期刊（不是“××等”刊物）上“发表近百篇文章”。

作为双月刊，往多里说即以每期发表专业论文十五至二十篇计，一年六期统共也不过百来篇；就算两种刊物翻个倍，满打满算两百余篇而已。业内人士怕都明白，即使资深学者，一辈子在那两种刊物上能发表的文章也超不过十篇二十篇的。大话唬人，却有悖常理，公然挑战人家的智商。前些年，笔者也听说一位，号称一年发文二百篇，你还能说什么，只有一笑了之。

据说国人富于数学天赋，专擅数字游戏，近年不少单位的量化管理，更是搅得昏天黑地。高校搞考核，规定每个教授每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篇，副教授两篇，讲师一篇，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文两篇，博士生发文三篇……也不想想，全国有多少所大学，多少位专业教师，多少研究生（扩招后更是膨胀得惊人），又有多少家核心期刊可供发文，一平均，如何满足得了这么许多人的考核要求？这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算得过来的简单算术题，却唯独我们的规则制定者对此视而不见！况且，这种为过关达标而不择手段、滥竽充数制造出来的各类成果数字，又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其原因，除了填报者本身的主观因素之外，客观上现行的制度性诱导与倒逼机制，则更难辞其咎。

有人说，中国人崇尚面子文化，实在不是戏言。文过饰非的同时，一味好大喜功，嗜将“好事”、政绩往大里吹，自然就免不了在数字的使用上浮夸、掺假。且不论“大跃进”、“文革”一类荒唐岁月，也不说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可信度，即或日常的新闻报道里，也时现可疑之处。

譬如，说北方大雪，京城二十万市民上街扫雪。动辄还有：秋天十万市民赏菊，五一、国庆七十万市民游园，八百万农民抗旱浇地，四十万军民上堤抗洪……这种靠数字说话、以壮声色的新聞标题，在诸多媒体上早已屡见不鲜。

重视数字，当为强化报道的效果，本不一定是坏事，但要看如何使用了，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人们对此心存疑惑的是，你这些“万人”由何而来，是事前计划、组织和动员的，当场清点、统计的，还是事后估算、凑数的，甚至拍脑袋想当然的？凭什么取信于人？

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甚而日常管理中具体的报表统计、报告总结，无不贵在准确，容不得半点注水。笔者参观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注意到，他们对于伤亡人数的统计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的，不像我们的很多统计甚至研究中，只拿得出个模棱两可或众说不一的概数。一是一，二是二，有事说事，这不同于文学夸饰，不能动辄“白发三千丈”。中国的数字统计之所以常常不能令世人满意，就在于人为的色彩太浓，水分太多，或添或缩，全凭一时之需。事前没有精准的统计，事后只能“毛估估”。做新闻，讲实绩，与其为追求一时轰动效应，给上级或公众加深印象而刻意地营造和编排，那还不如不用数字，干干净净的“裸说”、“裸报”，来得更实在更可信。这是一条规则，也是一种常识。

【原载2012年5月9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