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段旧事。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国家机关，闲来无事在办公室刻起了印章。同事老大姐探头问：“刻石头呀？”我答：“对，刻石头。”又一老大姐凑过来，不等她開口，我朗声道：“刻石头呢。”于是无人再问，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公务员生活。最猖狂时，我曾在办公室里绷起了画框。

和我同来的还有另一位大学生，他的状态却不大理想。某日他在桌底下偷看一本画册，被老大姐制止。他拧巴道：“为什么王安可以……”老大姐朗声道：“王安可以，你不行！”

这种违反工作纪律的事不值得炫耀。说这事是想说明，一个人不能养成坏毛病，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而如果大家惯着他养成了坏毛病，大家反而也习惯了，认为坏毛病是天经地义的。

上回我写道：民航机场建设费废了，改征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当时我以为这是偷懒，只换了个马甲，而内容依旧，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后来我发现，这是有先例的，于是官员就认为这坏毛病是天经地义的，与偷懒无关。

这个先例是：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工程议案后，国务院决定全国用电每千瓦时加价三厘钱，与葛洲坝电厂上交利润一并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专项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从那年起，大家每用一度电就给了三峡工程三厘钱。

2009年12月31日，财政部印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2010年1月1日起，三峡基金已随三峡工程基本完工而停止征收，“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向重大水利基金平稳过渡，保持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现行征收政策基本不变”，征收期为十年。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好比北京首都机场高速路建成了，收回投资了，但想接着收钱，于是不叫过路费了，改为重大交通建设基金。十年后还可以再改名，比如北京蓝天基金、祖国绿化基金、南苏丹母狮基金等，起名字不费事。

官员们一定认为，钱只要是收上了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此乃天经地义的。但供职于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任星辉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跟三峡基金较上了劲儿。

2009年10月12日，任星辉以“科研”的名义向财政部递交申请书，要求公开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相关信息。11月16日，任星辉收到财政部传真，拒绝，称：“根据您提交的申请材料，您所需申请获取的其他信息与您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无直接关联。”

忽然想起眼下轰轰烈烈的三公消费，其实这才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关呢。三公是纳税人间接供养，官员们就是不吃不喝不开车不出国，省下的钱能分给大家吗？而三峡基金，太有关联了，每用一度电，就直接从大家兜里掏三厘钱。应该说：与您本人没有“间接关联”。

三厘钱不多吧？架不住盘子大，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2001年发行企业债券时测算，1993年到2009年，三峡基金通过电力加价约征收了一千零三十四亿元。足够重建汶川了。

接着，任星辉要求财政部行政复议，不被受理。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亦不被受理。青山无柴烧自己，横不能往自己身上浇汽油吧。

此后，任星辉还向三峡集团申请公开相关信息。三峡集团答复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不是行政单位，也不属于公共企事业单位，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无义务向阁下提供上述信息。”

三峡集团就差说这是企业的商业秘密了。但强令全国人民每用一度电交三厘钱，且不必和大家商量，这企业比天还牛，果断哂笑阁下。

有个秘密值得一提。当年征收三峡基金时，是在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三峡工程议案的大背景下，由国务院决定的。如今改名重大水利基金，却由财政部、发改委、水利部三部委发文操办了。级别不在高低，只要持续拿钱。除去三峡基金，还有铁路建设基金、电力建设基金、公路建设基金、教育费附加等，还有地方政府性基金。

或许官员们认为拿钱是天经地义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惯官员这坏毛病了，比如任星辉阁下，他说：“你不行，王安也不可以。”

【原载2012年5月9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