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星

不想当领袖的牛僧孺

“牛李党争”，顾名思义，牛僧孺是人们眼中理所当然的“牛党”领袖。殊不知，牛僧孺这个领袖却当得颇有几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这一切，要从一场考试说起。

公元808年夏初，唐宪宗李纯临时下诏，决定举行一场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标准推举人才的考试。当时应考的一批低级官吏中，就有后来的“牛党”两大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既然考的是“直言极谏”，牛僧孺也没客气，时年29岁、血气方刚的他放言时弊，写下“数强臣不奉法，忧天子炽于武功”的谏言。主考官给评了“上第”（第一等），就连宪宗李纯看了也颇为嘉许。这一切似乎预示着牛僧孺即将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原来，在当朝宰相李吉甫看来：你牛僧孺批评朝政不是明摆着抨击我这个执事的当朝宰相吗？！主考官和皇帝竟然还录用你、赏识你，这无异于给我李某人难堪嘛！当然，李吉甫不会傻到去挑皇帝的毛病。他哭着上奏李纯，尽诉自己的委屈，紧接着又将矛头直指考生和主考官，说：考生皇甫湜是主考官王涯的亲外甥！这话里就摆明了：这场考试有暗箱操作之嫌，你们看该怎么处理吧。事实摆在眼前，皇帝不得已将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统统贬离要位，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被划入了朝廷的黑名单，“久之不调”—“牛李党争”这部大戏自此拉开了帷幕。

公元820年，唐穆宗李恒即位后，牛僧孺才渐得重用。他两年内三次升迁，官至御史中丞，专管检举官吏过失，执法不阿。当时朝廷正在查处一个贪官李直，本应判死刑，可李直私下里买通宦官为他说情，穆宗李恒被说动了：“李直有才，杀了可惜。”牛僧孺刚直不减当年，当着面，连皇帝的话也敢反驳：“帝王立法，正是为了束缚才多的人。况且李直小才，何屈法哉？”幸好李恒听了这话，反倒非常赏识牛僧孺，此后更有意提拔他为宰相。

有一次，李恒拿到了一本官员的私人账簿，上面记载着这个官员贿赂朝臣和宦官的账目，唯独在牛僧孺的名字下面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幸得一位廉洁正直的官员，感叹：“我果然没看错人啊！”

牛僧孺此时名声在外、得信于内，时任宰相的李逢吉就借势推举他也当宰相，意图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拉拢牛僧孺一起牵制李吉甫一派。到了公元824年，敬宗即位，朝廷宦官用事，官员结党营私，身陷其中的牛僧孺对这一切感到厌倦，他多次萌生退意，“旬日间，三上章请退”。《旧唐书》记载了这段历史：“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帝求罢者数四。”

牛僧孺辞了宰相，出任地方官员、节度使，着实过了几年不问政、只干事的踏实日子。可到了唐文宗时，当年与他一起参加了那场“宿命之考”的李宗闵入相，经他数次推荐，皇帝召牛僧孺入京重任宰相。此时，两大党派已然形成，非此即彼，牛僧孺被李逢吉、李宗闵架在了高位，从此只得与“李党”势不两立。

公元831年，“牛李党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初秋9月，李党党魁李德裕上书朝廷，请奏攻打吐蕃，多数朝臣一致认为：这正是收归吐蕃的良机！曾经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牛僧孺此时却坚决反对：“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

李德裕的官场沉浮录

“牛李党争”是可以以李德裕四入四出的官场沉浮为记叙主线的。

李德裕何许人也？他正是当年因一场考试与牛僧孺和李宗闵交恶的宰相李吉甫的儿子！

他年幼时，有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你在家喜欢读什么书啊？”李德裕当时很没礼貌地闭口不答。李吉甫知道后，回家就责问儿子。可小李德裕却振振有词，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治理国家、调和阴阳，而问喜欢读什么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

天资聪颖、胸怀大志的李德裕以门荫入仕，官位步步高升。至公元820年，穆宗即位后，34岁的李德裕被召入翰林院任学士，朝廷那时的诏制典册大多是出自他的手笔。

822年，穆宗李恒举行考试选拔贤能，任钱徽为主考官。这一刻，仿佛历史重演。李宗闵千方百计通融关系，私下托了钱徽，没想到，这事却被段文昌告发了。穆宗问询翰林学士们，李德裕等人如实回答：“诚如文昌言。”于是，钱徽、李宗闵双双被贬。想来此时，李宗闵是恨透了李吉甫、李德裕这父子俩。不过李德裕也并不是赢家，当时他与牛僧孺都有入相的希望，可李逢吉这时引荐了牛僧孺，把李德裕外派出任浙西观察使。

朝廷内风云变幻，李德裕却兢兢业业当了7年地方官，使“将卒无怨”，“民乐其政”。公元829年，已登基3年的唐文宗决定起用一些年富力强的官员任宰相，当时他已经召回李德裕准备择日拜相。时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闵顿感不妙，他马上暗中活动，借助当权宦官，抢先一步当上了宰相，随后又引荐先前请辞的牛僧孺回朝复相，将李德裕派出任西川节度使。

西川节度使驻成都，李德裕刚来时，这里是一片常遭战争洗劫的疮痍之地。李德裕着手增强边防，发展生产，“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甚至，831年的9月，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主动投降了！李德裕一面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军队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所蒙受的耻辱！”一面入据城内，不费一兵一卒，使沦丧40年之久的维州城又重新回归了唐朝。接下来的事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牛僧孺的一句话让文宗下令：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将悉怛谋及其从者“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

公元833年，李德裕正式入相。文宗和他谈起李宗闵等人结为朋党，干扰朝政，自称“无党”的李德裕毫不讳言：“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李德裕任相后，尤避结党之嫌，声明：各路官员无事不得随便去宰相阁！但此后，李德裕却开始清洗那“三分之一”的“朋党”成员，当年被排挤的“非朋党”又纷纷回到中央。文宗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两年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打击朋党，于是牛、李二党均遭贬谪，朋党之争一度消歇。

公元840年正月，文宗驾崩，权宦仇士良拥立皇太弟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同年9月，武宗征召李德裕回朝复相。李德裕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破回鹘、定边陲，收昭义、平叛镇。他还顺便把昭义谋反的罪名扣在了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头上，致使二人终被远远地流放至岭南。

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可偏偏命运弄人，唐武宗在位6年即崩。在宦官的干涉下，847年四月初一，宣宗李忱开始正式亲政。四月初二，李德裕被罢相，外放为荆南节度使。848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户。849年，他到达潮州不久，又被贬为崖州司户。

李德裕在位时，确实疾恶朋党，因而提拔了不少孤立无援的寒门后进。当他谪贬崖州的消息传开后，致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的诗句。而当李德裕到达崖州时，已是850年的正月，他独自一人登上崖州城楼，望远伤怀而叹：“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同年12月，李德裕郁郁而死，时年64岁。

帝王的痛与文人的怨

勒住大唐命脉的3条绳索在中晚唐不断抽紧：宦官乱政、藩镇割据、朋党争利。眼看着江河日下束手无策—痛，无及帝王泪；怨，无及文人心。

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一年多后，西川监军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告诉文宗皇帝：“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是大快他人心，更彻底断绝了日后吐蕃人归降的可能，实在是下下之策。”这是文宗李昂第一次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悉怛谋事件”的不同声音，他翻然醒悟。数日后，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意味深长地问宰相们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

文宗皇帝这一问，问得牛僧孺惴惴不安，他不多日就主动请辞，文宗也当即批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即入朝就任兵部尚书。也许，文宗也曾将“平天下”的希望寄予李德裕，可他看到的却只是新一轮的朋党更替。明明是可以攘外安内的一朝将相，却偏偏成为互斗内耗的两班朝臣，文宗只能无奈地叹一句“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最终忍痛割爱，将牛、李两党一并弃用。

“牛李党争”历经唐朝六代帝王，难道就只有文宗有清扫之心？

当然不是。只是此时的皇权已不复昔日的强大，内有宦官当权，外有藩镇割据，孤家寡人一个的天子们能够依靠的，恐怕也只有这满朝文武。所以武宗选择相信李德裕。李德裕也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他带兵出征、平乱拓土，提倡“政归中书”、削弱宦官势力，国家元气渐渐恢复，晚唐迎来了短暂的“会昌中兴”。

这其中有件轶事，可以看出武宗当年如何力挺李德裕。会昌二年（842）四月，宦官头子仇士良有意造谣，宫中流言四起，都说“宰相要削减禁军的费用”。禁军闻听，也已骚动起来。武宗知道了这件事，当即就派中使到禁军中去宣旨：“此事纯属造谣生事，而且一切都是朕的安排，不关宰相的事，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将士们当时就被镇住了。仇士良自感大势已去，也没过多久就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

身陷党争旋涡，如果说当朝天子还多少有些选择派系的主动权，那么文人志士就真的是身不由己了。

风流才子杜牧出身名门，少年得志。牛僧孺832年任淮南节度使时，邀他做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越来越受器重。杜牧升职即将离开扬州，牛僧孺给他饯行时叮嘱他：要注意个人形象，不能“风情不节”。开始杜牧还不承认，这时，牛僧孺拿出上百封“平安帖子”，上面是“保镖”记录的“某年某日，杜书记夜宿某家，拂晓安全归来”之类。牛僧孺竟然暗中保护自己？！杜牧对此满怀感激之情。但是，他的政治理想却和“李党”党魁李德裕相近。846年，唐宣宗即位，重用“牛党”。这时，一个难题摆在了杜牧面前：究竟是该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是为求显达投靠朋党？杜牧选择了后者。

李商隐倒是只想坚持自己的理想，无意介入党争，但最终也难“出淤泥而不染”。唐文宗大和三年（829），17岁的李商隐被令狐楚提拔，受聘幕僚，仕途顺畅。可令狐楚死后，李商隐为了生计进入王茂元幕府做事，受到赏识，王茂元甚至把小女儿许配给他，招李商隐做了东床快婿。若是没有朋党之争，李商隐的所作所为就毫无争议。但偏偏令狐楚是“牛党”中官至宰相的要人，王茂元则被视为“李党”党徒，因而李商隐也就成了“牛党”眼中忘恩负义的叛徒。即使他应考“博学鸿辞科”已被录取，仍被“牛党”作梗在复审时除名，乃至后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牛李党争”这部政坛历史大戏，随着牛僧孺和李德裕的相继离世而落下帷幕。可到头来，究竟谁输谁赢、谁错谁对？

当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这些“个体的人”身上时，当然不会有答案。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开，静静观望这40年间的浮沉动荡；再拉开，凝眸百余年大唐帝国的步步衰落。当300年李唐江山易主，哪里还有什么你我的输赢对错，国已破，人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