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必诚

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革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早已揭示了这一规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很好地解决了新文化建设中古今中外文化的相互关系。今天，继续坚持这一思想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仍然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中国近代歷史上，资产阶级新文化的领导者们曾经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作过斗争，但只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曾作过广泛的介绍，倡导思想启蒙，鼓吹维新改革，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的旧文化，但在“五四”以后，又转而否定西方文化，提倡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章太炎一生的思想和活动，更说明问题。他早年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信仰进化论，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思想启蒙。他的思想超越了康、梁。他利用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造诣，反戈一击，公开而直接地批评孔学和孔子。后来的东方文化派，则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力主回归传统。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的一些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抨击，表现出冲决封建罗网，砸碎旧的精神枷锁的可贵的革命精神。但是，那时他们中许多人的思想还是以进化论为武器，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待历史的文化遗产常常表现出一种全盘否定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伟大功绩的同时，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他说：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的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建国以后，我们有可能在更大的规模和深度上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清理、评价和吸取。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与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此又作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阐发。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

（选自《毛泽东周年纪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有删节）

取长补短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两者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一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产生各宗派，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繁荣；二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三是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以精深的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