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仿文体在历史小说中的应用实质上是充当了“冒牌”的角色，它与传统的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历史小说主要是还原历史中的社会面貌和反映历史人物，而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很多作家都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在刘震云的笔下则是对历史的时空性进行了戏仿，并通过这一文体来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在他的典型历史戏仿作品《故乡相处流传》中，采用了颇具滑稽意味的反讽手法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进行戏仿，从而把中国的历史演变为一个个荒诞剧，并进一步揭露出历史上产生的种种，与历史的真实性形成了对立体。在这部小说中，刘震云运用了独特而又灵活的叙事方式，把叙事者的视角超脱了时空范围的限制，从而构成了叙事性的循环性，故事的时间也把古今交错在一起，从而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叙述手法。

一、叙事时空的反讽式戏仿

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作为戏仿的对象，从时间入手采用了历史时空对话的叙事手法展开了叙述。这部小说涵盖的历史时间长达千年，并把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其一是发生在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延津之战；其二是朱元璋时期的迁民运动；其三是慈禧和陈玉成展开的延津之战；其四是展现了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事件。小说主要通过这四个不同时期的历史故事来还原历史中的真实性，并在叙事上呈现了两个突出的特征，即时间上的主观和平面性，这一表现特征已经完全打破了历史时间的本质归属。《故乡相处流传》中的叙事时间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一旦时间发生了变化，小说故事就会被刻意地拉长或者缩短。传统的观念认为，时间主要呈现出三个形态，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是不能被割断的统一体。然而在《故乡相处流传》中，这三个时间的整体性几乎就没有显现出来，时间也被随意地打破。小说从表层含义上看似乎在展现中国的历史，但实质上却完全突破了时间的客观性，并任意地选取了四个不同的时期。在这四个历史事件中，历史本身具有的因果关系和逻辑性全部遭到破坏，甚至是在没有任何的承接下，时间发生了随意的变换，从而使时间具有了历史阻隔感。另外，小说还选取了具有浓厚闹剧意味的场景，并采用了滑稽的表现手法来对历史进行重新构建。

在这部小说中，除却对历史时间进行了突破外，还对空间进行了深度的跨越，使历史语境的界限消逝，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例如小说中把曹操与“我”进行了古今之间的高谈阔论，而袁、曹则在延津之战过程中采用了直升机，在太平天国时期还成立了各级的政府机构，甚至慈禧也入住了星级宾馆等。历史人物和现代化的情境交织在一起，并创设了颇具戏剧意味的时空对话。历史人物的空间化还在人物的语言上得到了体现，小说中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物语言，都采用了文言文和口语相结合的方式，并凸顯了典型的时代特征。例如处在晚清时期的袁绍已经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语言中还夹杂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想；东汉的曹操在把玩健身球的同时还在谈论交战，甚至曹操在检阅新军的时候，还破口大叫“苏修必败”；而陈玉成的部下还在高谈“集资、证券”等。小说叙事的语言实现了古今的交错并完全突破了历史事实的钳制，充分展现了对历史时空的反讽式戏仿。

二、人物形象的反讽式戏仿

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反讽的普遍化。刘震云小说中的反讽运用几乎贯穿全文的始终，他的反讽并不是一种批评的意味，更不是一种迂回的战术，而是对一些丑陋的人事物进行机智的讽刺，并形成了正话反说的反讽风格。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以一个知识者的身份出现在文本中，但这里所说的知识者并不是受人尊重的治世之才，而是转变为一个丑角，文学则成为了他无聊行为的装饰。小说中 “我”的身份也时常发生变化，有时是捏脚人，有时又成为了刽子手；“我”的形象也具有变化性，有时像一个无赖，有时则是一个孩童，而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当代知识人的代表，他本身丧失了话语权，但实质上又怀揣着强烈的话语欲望，这是作者对当代文人所处尴尬处境的一种反讽式书写。而刘震云正是通过“我”这一人物形象和人物的口吻来进行对世界、他人，甚至是对一切的嘲弄，虽然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嘲弄，但其中也不乏真诚，包含了沉重的伤痛。

在小说中，刘震云也对历史上几个典型的人物进行了反讽式的描写，例如曹操、朱元璋等，但人物自身的地位与人格之间形成了鲜明的讽刺。小说中塑造的曹操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家、诗人，但把他自己以前的身份揭露了出来，描写到他原先是一个拾粪者，喜欢放屁，喜欢戏弄小寡妇；朱元璋则首先是一个开国君主，而他原先是一个和尚，甚至是一个蛇蝎小人；对西太后的形象更是进行了反讽书写，柿饼脸、眯眼、大嘴等，人物描写都是对人物的一种反讽式戏仿，把她看做从前那个牧羊姑娘一样的柿饼脸。小说中通过语言的描写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反讽，刘震云更是把具有历史地位的人物除却了他本身的光环，直击他们不光彩的一面，虽然对他们的反讽描写没有一点正经，但却蕴涵深刻的意味。小说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民间化戏仿，把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放置到民间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并从人物形象的审美上实现了反讽，进而实现对文化、社会，甚至是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层披露，这正是一个作家高明的写作策略，淋漓尽致地把人物的丑陋形象展现给读者。

三、情节结构的反讽式戏仿

在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另一个亮点是情节结构的西化，时光实现了古今的倒流，人物也进行了古今的对话，从而营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情景，并真正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小说叙述模式，在心理上模糊了人们正确的时空界限，对小说中的情节结构进行了反讽式的戏仿。在小说中描写的曹操和当代的毛泽东进行相互的评说，并把两人实现了时空的穿梭，跨越千年来实现人物的对话；而生产队的村民也能看到曹操仪仗队正在用洋枪护驾；而小说的叙事者“我”本身生于汉，却能每天准时收看动画《猫和老鼠》；而陈玉成在延津成立了各式各样的政府机构，例如选美办公室等，他还故意嘲笑历史学者，故意把发生在西晋末年时期的百万人口大迁徙延迟到了明初进行，又把清朝末期的袁世凯操练新军的事件提前到了曹魏时期。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还是一些类似于《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作者都对历史事件进行了前后倒置，并进行了反讽式的戏仿，让读者深深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模糊的假象全都拨开以后，就可以发现其中蕴涵的深刻意味：历史和现实是相互联系的血肉，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罪恶和人性扭曲的根源就是祖先残酷无情的精神遗传。正因为如此，应该特别注意到小说中的概念，小说故意对其人为地混淆，从而把曾经发生在历史上的残忍一面和当代人生活中的丑态都交合在一起，并从一个喉管中爆发出来，从而使历史戏仿这一文体笼罩上历史中的怪影。小说中的情节结构几乎都被戏仿，从太平天国时期的袁绍和清朝的陈玉成口中就能充分地了解到现实的残酷和种种丑陋之态。

除此之外，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刘震云还采用了象征、双关等手段来构建小说的情节结构。小说中描写到几乎所有官高权重的人都患有“脚气”病；而陈玉成则是天生就有一身的“瘴气”；甚至是一条猪尾巴从汉末一直沿用到今天，这也会让人联想到另一部作品《百年孤独》中令“布恩地亚”家族感到十分忧心的“猪尾巴”，其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试图通过这个“猪尾巴”来表现出拉美民族文化中存在的弊端，或许在此处，刘震云描写的这根“猪尾巴”正是象征了传统民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谄媚、昏庸等陋习。另外，在小说中多处采用了“黑色幽默”来进行文本情节的描写，把情节描写得神采奕奕，实则是在强化现实中的丑陋，最具典型性的应当是“大鸣大放”之时，当时村民们在共同列举支书的“七大罪状”。总之，小说中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写作手法的运用，都充分地展现了反讽式的戏仿，对文本中的人事物进行了揭露，以此来昭示出现实中的丑陋之处。

四、结语

历史本身就是客观公正的，所以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就要消除个人的视角，而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则塑造了一个几近荒谬的叙事者“我”，“我”可以突破时空范围的限制，正是由于“我”的出現，进一步地打破了历史的公正性，并在古今的穿越之中把历史的真实性进行了颠覆，叙事者在小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小说的反讽式意味。小说在叙事方面也通过人物和情节之间的循环性表达出作者的意图。从小说颇具幽默、轻松的语言表达和情节构建中不难发现作者的文化思考，并通过反讽式的戏仿得以展现出来，从而促使小说上升到另一个文化的高度。作者在进行文本的戏谑过程中还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担忧，把历史和现实作为对比的镜像，对社会文化进行深刻的反讽书写。事实上，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反讽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的现象，不仅仅在局部中出现，还在全文的始终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的目的并不是针对个别而存在的，更是对某一个时代中存在的现实或者是现象进行反讽式的戏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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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仝菊芳（1972—），女，河北衡水人，本科，河北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学、语文教学与文学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