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他在彻底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之后，还做了一件更要命的事，将公众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等同于极端理想主义，认为这样和极端专制独裁毫无区别，无非是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

他由此得出结论，既然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专制独裁一样坏，那么在写作时就要“一分为二”，既要批评权贵，也要批评民众，不能“讨好”任何一方，区别仅在于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就认为中国民众对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求，就是极端理想主义，就因此认为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要“杀戮”民众。

难道他觉得自己从前做的事都是极端的、偏激的吗?他没想过他所写的那些，都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他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人所要求的基本的东西而已吗?

韩寒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重复了自己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提的观点：要自由。向执政党要属于自己工作范畴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地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他在前一篇文章中还呼吁：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韩寒连续几篇文章，想来不是即兴之作，而是经过精心炮制的，可谓用心良苦。从革命、民主说起，到自由终，先否定了“革命”，接着说中国搞民主不成熟，继而又说要坚持不懈地向执政党要自由。

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感受，那么我可以說最大的感受是，一个“公知”死了，一个政客诞生了。韩寒想要做的就是结束一个“公知”的生涯，变成向执政集团讨价还价的“政客”，当然这需要的不是批判，而是妥协；不是义正词严，而是和颜悦色；不是直言不讳，而是圆滑世故。

老实说，现在的韩寒，真是世故得令人不寒而栗，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脆弱和摇摆。从一无所有的知识人转变成锱铢累万的有钱人，从居无片瓦到儿女绕膝，韩寒不仅世故了，而且温柔了。

他要把自己臭一顿后，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中立”的知识分子；从直言不讳指点时弊，变成首鼠两端粉墨江山；从民众的代言人、公共利益的鼓吹者，变成一个八面玲珑、两面讨好的知识掮客。

他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五毛”，甚至还留存自己的良知，但他已经从他原有的位置大踏步倒退了，退到离错误相差不超过五十米的地方。

真是一笔好买卖!

我不知道他会得到什么好处，但可以肯定，他将保有现今的一切地位、财富和事业，并预期一个更加美好和充盈的未来，不会再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困扰，也会为他的女儿，或许还有儿子，铺就一条康庄大道，并使他自己在无须努力争取的情况下更加“自由”。这样一个“懂事”的人，“自由”有什么害处?

我不否认，政治就是妥协，政治需要妥协。但需要强调的是，妥协是双方的，双向的。前提是建立一套游戏规则，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能够有机会公平地参与竞争，通过妥协，实现利益最大化。

如果一方拒绝建立这么一套规则和竞争环境，只顾着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那就不是妥协，而是专断。在此情况下，就没有真正的政治。

一言以蔽之，民主自由、公平正义，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一天来到，而它们都是对普通民众有利的，是对当权者的约束，也是对民众权益的保护。为了这一天的适时来到，改革和革命都是手段。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时间问题还体现在，有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如果超过了时间的界限，比如在需要改革进行利益调整，凝聚社会共识的时、候，没有做这样的事，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要面对被动的结果。

面对这样的局面，公民何为，知识分子何为?我认为，这正是展示知识分子才能和技艺的舞台。

如果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责任，以庸俗的世故观来看待和面对现实，不愿意批判现实，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无法促进真正的美好的政治，公民权利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也不会自动来到。

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在当权者和公民们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通过其积极的批判和建言，建设积极健康的社会，促使当权者建立社会共识，保障公民权利、尊严和利益的实现。但推动建立社会共识，绝不是毫无立场，绝不是没有坚持，绝不是和气主义，而应该光明正大地站在作为弱势者的公民们一边，为之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