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英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一、家园互动

家园互动在国外也叫 “education intervention（教育介入）”，“parent teacher collaboration（家长——教师配合）”或“parent involvement（家长参与）”。 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陈鹤琴就提出：“幼稚教育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1］

在教育部颁布的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称《纲要》）总则中也提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2］在组织与实施中《纲要》又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3］透过《纲要》就幼儿园与家庭关系的界定来看，家园互动，其实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或背景下，由幼儿园（教师）、家庭（家长）、幼儿所形成的互动联合体。它以幼儿为核心，家庭和幼儿园共同的服务对象是幼儿，家庭和幼儿园这股合力共同指向幼儿的全面发展，旨在使幼儿形成健康和谐、乐观向上的人格。

但是在幼儿教育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也常常发现，每个家长似乎都有一套自己的教养方式。由于教养方式的不同，就使得孩子在园内的表现和家长参与家园互动的情况有较大差别。在家园互动中，家长的各种表现，对于幼儿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现有的教育理论只提供了一些通用性的建议，比如“尊重”、“平等”、“不使用专业术语”等。那么，如何针对不同的家长开展有效的家园互动，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的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一书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协作培养”与“自然成就成长”

《不平等的童年》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的代表作。拉鲁通过对88个家庭的家长的访谈及对12个家庭长时间的跟踪观察，解释了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的家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赋予儿童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这些文化资本又如何在包括学校在内的社会机构中被激活而变为“潜在”和“真实”的社会不平等。拉鲁研究发现，尽管家长都尽力给孩子最好的照顾，但中产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贫困阶级家庭的育儿实践却大相径庭。中产阶级家庭所采用的教养方法被拉鲁称为 “协作培养”；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的家庭的教养方式则被称为 “成就自然成长”。 具体内容见下表［4］：

协作培养 成就自然成长关键元素 ·家长主动培养并评估孩子的天赋、主张和技能·家长照顾孩子并允许他们自己去成长日常生活的组织 ·成年人互相配合为孩子精心安排了多种休闲活动·小朋友“约在一起打发时间”，尤其是和亲戚的孩子在一起语言运用·讲道理／发指令·孩子反驳成年人的话·家长和孩子之间绵延不断的协商讨论·发指令·孩子很少对成年人进行质疑或挑战·孩子通常接受所给指令对公共教育机构的干预·依赖于公共（教育）机构·无权利感和挫败感·家中和学校里的儿童教养行为习惯产生冲突结果 ·孩子出现了逐渐生成中的优越感·代表孩子对教育机构提出批评并采取干预措施·训练孩子也承担起批评和干预的角色·孩子出现了逐渐生成中的局促感

在拉鲁的分析中，清晰地展示了“主流”的儿童培养方式和逻辑背后的“阶层烙印”。因为这种方式需要有父母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教育文化水平及“时间资源”，而这一切往往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才拥有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通常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丰富的词汇量、与权威机构打交道的经验及艺术、体育等方面的技能；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孩子则有较强的独立生活及与他人亲密相处的能力。这些“文化资本”本身没有高下之分，然而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某些“文化资本”具有更高的价值，并嵌入公共机构的运作规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体现和巩固。通过“协作培养”发展起来的技能、品格和态度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公共机构所采用的标准很相似，中产家庭的孩子在学校生活及未来的职业发展上无形中具备了很多的优势。由此，拉鲁不仅讲述了文化资本如何从父辈传递到子辈，而且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能够变为阶层优势。

三、对家园互动的一些思考

诚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也逐渐出现了各种分层，“官二代”、“富二代”、“文二代”等字眼时常占据新闻版面。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出现分层是必然的，而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在传授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之外，肩负的另一项重任就是通过教育促使社会成员在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提供一条上通下达的通道，换言之就是促进教育公平。如要使学前教育成为教育公平的良好开端，家园互动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家园互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做好家长的引领工作，使家庭教育的阶层差异缩减到最小。

学前教育工作者应注重以下几点：

1.增强自身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指不同的家庭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财产。”［5］文化资本可分为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三种形态。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表现为行动者心智和肉体的相对稳定的性情倾向，它是在长期的学习和锻炼中自然形成的。这就要求幼儿教师通过不懈努力，在言辞表达、礼仪举止、知识技能、审美鉴物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素养，并使之成为一种个性化的秉性和才能。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态指的是物化或对象化的文化财产，表现为文化商品。因此，幼儿教师要对诸如电脑、教材、图书、玩具等具有熟练的操作能力和相应的鉴赏水平。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指的是由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所确认的、认可的各种资格，如学位、证书等。这就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在工作中不断“充电”，终身学习。文化资本作用的方式主要有震慑与说服。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教师从这三个方面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是有助于家园互动工作的开展的。

2.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家园互动

与中产阶级家长互动的焦点：由于中产阶级的家长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好的语言交流能力和较高的参与幼儿在园活动的积极性，因此，在与此类家长沟通时，首先要表示其对孩子关切的认可，同时建议这些家长从幼儿发展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厘清成人与儿童之间清晰的界限，减少孩子的自我中心，尽量合理安排孩子参加活动的数量，放慢孩子的生活节奏。

与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家长交流的焦点：这些家长本身与幼儿园进行互动的意愿比较低，因此教师应采取更为主动的态度与这些家长进行交流。交流的焦点应放在尽量使家长采取与教师相一致的教养方式，比如：鼓励家长更多地使用说理的方式来提高孩子的词汇量，鼓励家长在孩子的幼儿园教育中担任更积极主动的角色。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为这些阶层的孩子提供那些中产阶级孩子在家里能得到的协作培养的成功计划。

虽然，诚如布尔迪约所说：“社会中的精英位置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一种要把精英们的做法传播给所有社会成员的努力，都会导致那些做法失去原有的价值从而为一种不同的选拔机制所代替。”［6］但是在任何时刻，帮助所有家长了解来自占据主导地位阶级的家长如何通过关键性的社交场合来帮助自己孩子的进步，都是有意义的。从短期来看，可以提高家园互动的质量，从长远来看，也就为迈向教育公平提供了可能性。

［1］庞丽娟.教师与儿童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8.

［2］［3］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0.

［4］［6］［美］安妮特·拉鲁.张旭，译.不平等的童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272.

［5］［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刑克超译.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