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伟

又是富士康。据报道，9月23日晚至24日凌晨，富士康（太原）工业园区发生员工斗殴事件。富士康公司新闻发言人称，约2000员工参与，警方介入后事件平息。看上去，“千人群殴”只是保安与员工积怨甚深导致的偶发事件，媒体和网民却关注有加。

此事似无多大“蹊跷”。把富士康近年“连续十二跳”、员工“洗澡死”、爆炸事故，以及今年10月郑州罢工、烟台“童工门”等串联起来，就会发现，“群殴”不仅是员工与保安之间的事——2010年20所高校部分师生完成的《富士康调研总报告》提出：在富士康，实行全面的封闭式管理和监视，安保系统是管理制度执行者，保安打人事件时有发生。为何“时有发生”？其背后恐怕是“半军事化管理”思维和模式导致的劳资关系紧张甚至激化。

不仅富士康。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光，一些企业的员工被打耳光、罚跪、脱衣搜查，拖欠工资、超时加班……

原因多多。比如，一是“二代”农民工，在贫富差距拉大情形下，参与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意识逐渐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不再为了生存忍受带有军事化色彩的管理，但维权法制意识有待提高，维权资源、手段和能力不足。二是有些企业为应对激烈竞争、追逐高效，将工人“机器化”，忽视其精神权益和人格尊严，从而易激发暴戾之气。三是有些非公企業没有建立工会，即便建立也因受资方控制难以有效维权。四是有些地方政府，因GDP政绩导向，“亲商不亲工”，无视企业违法违规。五是劳动执法监察力量不足、力度不够。六是劳动仲裁过程过长，相关制度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