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在中国经济转入“创新驱动”的关键发展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一篇不足2000字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醒目而已。去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内容有三大部分：其一是寻租现象与寻租理论，其二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理论，其三是政治制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这三部分内容的连接方式特别重要：官僚政治与寻租活动构成强烈互补，并且官僚政治严重压抑创新活动，所以，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显著地反比于它的官僚化程度。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视角》中，用三个维度来刻画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⑴创造性，⑵团契性，⑶群体规模。

图洛克1967年关于“特权垄断”的讨论《关税的福利代价，垄断与偷窃》，公认是“寻租”（rent-seeking）理论的开端。不过，直到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在1974年发表寻租的实证研究《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之后，这一术语才开始流行。

特权寻租，首先要定义“特权”（special privilege）。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没有谁能够影响价格。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厂商却能够控制商品的供给量从而影响价格。根据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定义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价格与边际成本的差值除以价格），当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市场权力完全消失。稍作推演，读者即可发现斯蒂格勒定义的市场权力公式与需求曲线弹性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当需求曲线趋于水平的时候，也就是需求弹性趋于无限大的时候，市场权力趋于零。

最典型的特权，在西方社会，往往因法律对某一利益集团的特别保护而建立，从而使这一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市场各方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