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2012-04-29王槐荣
西湖 2012年5期
王槐荣
今年是父亲辞世二十周年。感觉中,父亲只是去远足行军,还会回来的。我不过是在家中守候着,和以前无数次的守候一样。
父亲是个军人,终年忙忙碌碌,难得和家人团聚。我们兄妹从小就过着寄宿生活,从宁波部队的“八一”幼儿园到杭州部队的西湖小学,后来又都相继参军入伍,过惯了集体生活。等到父亲离休之后,安度晚年之时,恰又正值我们兄妹干事业的年龄段,大家天各一方,只有 “八一”、“十一”或春节得以请假回家团圆。即便如此,全家也是难得聚齐。因此,我们每个孩子真正能与父亲接触的时间并不长。
在我少儿时期印象中,父亲就是戴大盖帽的“解放军叔叔”,而我是部队的孩子。直到我上小学,对父亲才有了清晰认识,那个经常差我去家对过小店买“旗鼓”牌香烟、用英式脚踏车载我玩耍、拿“莱卡”相机给我拍照的“大盖帽”是我的父亲。以后父亲又“失踪”了好几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家人从绍兴随父亲到了金华军分区大院居住。正值紧急战备时期,蜗居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兄妹被进行保密教育,不许问父亲的去处,关乎军事秘密。偶尔看到官兵来家问事,他们向扛着上校军衔的父亲敬礼:“首长好!”我心里便充溢一股自豪感。可每每持续不到几分钟,我们兄妹便被父亲“轰”了出来:“大人说事,小孩不许听。”倒是母亲直截了当地说:“保守秘密,不该听的不能听!”这是父亲对我最早的关于保密纪律的言传身教。
那是个饥馑的年代,是全国人民共同经历过的一段缺吃少穿的岁月,我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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