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行在3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曹禺23岁就写出《雷雨》，震动了文坛，此后佳作迭出，《日出》、《北京人》、《原野》……3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获得了很高的名誉地位。生活条件有很大改善，却没有写出理想的好作品、大作品。进入不惑之年的曹禺更注意别人的议论，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更多地接受外界的影响，在创作上愈来愈缺乏自信。曹禺晚年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是十分沉重的。一次，曹禺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已的水平发挥出来。”他感慨道，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一个文化工作者，即使他才华横溢。只要丧失独立思考，或一脑子功利目的，其创作都会偏离创作的规律，哪怕是头顶桂冠、奖牌满胸，也未必就真的能够登上文化学术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