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文汇报》“笔会”发表了一篇《重温“窑洞对”》。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窑洞对”应不止一个版本。这篇“窑洞对”，是“毛黄版”（即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另外还有一个“毛甘版”（毛泽东与甘贝尔的答问）。后者被曾在《红旗》杂志供职的阎长贵称为“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所谓“毛甘版”的来历是这样的：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以书面形式提出12个问题，请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答。这些问题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分歧，其中的第十问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黄版”与“毛甘版”的区别是明显的，在时间上，虽只相差两个月，但由于分处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此时的毛泽东不可能“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站在现实政治的角度，对两个中国之命运作出重大抉择。在内容上，此时的毛泽东对民主问题已不再停留于“毛黄版”时的向往，他的思考显然更深刻、更全面、更成熟了。他不仅阐述了民主政治的目标、价值，而且列出了路径与措施。在作用上，由于毛泽东面对国际媒体系统地阐述了我党立场，争得了政治的主动，赢得了舆论的同情，从而为国共内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