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

“中国诗歌的现状与出路”这一命题，似已预设了一个结论：当下的诗歌已经陷入病态，甚至病得不轻。否则，也就谈不上为它寻找出路。

就此我首先想表达自己的一个基本判断：眼下的诗歌——姑且把它设定在21世纪新十年这一范畴，既是当代诗歌史上最为正常的时期，也是最富文本成果的时期之一；一个与19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复兴时期相接近，但体现的内涵形态却不同的时期。假若不是这样，而像众多的文化舆论家和媒体犀利哥们一样，把它称之为最糟糕的时期，那么，最好的时期又是什么时期？是1949年以来的50年代，还是包括了“文革”的60年代、直至70年代？

舆论对于当下诗歌的鄙薄，大约来自这样一个证据：曾经处在一个时代的关注中心、并有万众参与的诗歌，现如今已经落魄出局，远远脱离了“人民大众”。然而，这个证据所赖以建立的参照系，大致上正是由“文革”末期上推的前30年，那个由大话、狂话所充斥的全民性的诗歌乡场化时代（比如1958年的全民诗歌运动、“文革”中波及全国的小靳庄农民诗歌）。所以，这样的证据，只是一个伪证。

1979年起始的诗歌复兴期，是一个真正的参照系，诗歌的主体大致上呈现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对重大历史现实问题的尖锐发言（比如《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将军，不能这样做》），二是哲学文化形态上的思想艺术启蒙（比如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其三，是从政治风暴裹挟中解脱的正常人性的抒写。由于这种抒写是以人性的扭曲为前提，所以同样获具了精神启蒙属性（比如《致橡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