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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比较

2012-04-29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2年6期

摘 要: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构造门槛回归实证检验模型,采用1997—2011年的数据,验证了各地区政府公共投资存在门槛效应及Armey曲线关系。研究指出,东、中、西部最佳公共投资规模应分别为各地区GDP的13974%、21557%、32666%,政府公共投资的规模超过最佳公共投资规模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整体而言,东部地区政府公共投资过剩,而中西部地区却存在投资不足。因此,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合理利用资金,避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中部地区应适度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控制公共投资规模不超过门槛值,同时也应注重资金的合理配置,提高投资的效益;西部地区需要大幅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

关键词:政府公共投资;最佳公共投资规模;经济增长;门槛回归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市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政府投资仅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在相关的经济理论文献中,政府投资亦称公共投资,广义上被界定为由政府投资形成资本的活动,而狭义的公共投资是指政府的基础设施类投资,本文所研究的公共投资即为后者。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一直有很大的争议。一些学者,如Ram(1986)[1]、Aschauer(1989)[2]、Etsuro (2001)[3]、钱谱丰和李钊(2007)[4]、汪碧瀛和周源(2009)[5]等认为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大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或者拉动非政府部门增长从而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另一些学者,如Barro(1989)[6]、Vedder and Gallaway(1998)[7]、Chen and Lee(2005)[8]等认为政府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具有Armey曲线效益,即当政府投资规模较小时,它能提供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公共物品,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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