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 木叶

木叶：1987年，台湾解严，你正好二十岁，视野是突然打开了，还是之前就已打开，这时周边有什么比较重要的转变？

骆以军：我的文学启蒙比较晚，刚好在十九二十岁，就是台湾解严前后，脱胎换骨，好像哪吒，整个换掉，走向文学，之前我是一个完全不看书的小混混。不过，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个，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可是我不一定很有代表性。我当年念的是文化大学，一个私立大学，在阳明山上，山上湿气很重，有温泉，有硫磺，季节交换之际空气中有植物花草腐烂的气味，春天漫山樱花，初冬又满眼海浪般翻涌的银白芒草，它是在前额叶，你无意识，但多年后记忆里仍千滋百味。刚开始看这些西方的所谓“大小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像川端、芥川，当然也看张爱玲。台湾有个特殊背景，在解严之前包括鲁迅，连沈从文、沈雁冰、老舍全部是禁书，大概就在解严前气氛已开始松动。不过当时还是禁书，我是在我爸爸的床头柜里看到的，我爸爸很兴奋，他们从大陆来的那一代，可能是老文艺青年。

同时，台湾也有一波大陆热，像阿城、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对个人而言，我会抄写他们的作品，这就好像我父亲——我父亲不会写小说，写过古体诗——他所描述的那个原乡。那是一种思想的打开，可能在鲁迅或沈从文的作品里读到的某些部分，像电影镜头、雾中风景一样的中国。年轻的时候都是国民党的洗脑教育，大陆就是铁幕。但它必须透过小说这样复杂的“蜻蜓复眼”从里面外面像镜廊般看到，体会人这么复杂的动物群体展演的疯狂、歪斜、变貌，或小小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