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君 蒋登科 古马 马知遥 王士强

《诗潮》：如何看待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语言表達方式？

杨森君：毫无疑问，中国诗歌的语言表達方式日益丰富，这与诗歌语言持有者的文化素养的丰富性相关。即使是同一个诗人，其语言的表達方式也会因其对语言表達方式的吸纳、整合而发生变化。就中国诗人而言，无论怎么变，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母语养成的表達习惯与语言的基础结构。对同一个事物进行语言描述时，表達会因表述者的观念而异，因表述者对语言修为的深浅而异。所谓“陈词滥调”——是对语言表達方式反感的一种讨伐。一个诗人的包容性越强，他越可能在表達上争取到最新的自由，他的写作也可能会更生动。

蒋登科：虽然我不赞同诗到语言为止之类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承认语言是诗歌的核心元素。只要是顺应了诗歌艺术的正常发展，不同时代的诗歌在语言方式上的变化是必然的。我们的诗歌曾经经历过政治化、口号化的表達，也经历过理念化的表達，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在语言上更多地体现为生活化、现场化。这和诗人的人生体验有关。不少诗人放弃了精神上的高蹈追求，放弃了狂飙突进的空洞感受，而是回到生活，回到现场，回到自身，表達那种细腻、真实的心灵体验。他们不一定在诗中为这些体验命名，使人觉得诗歌似乎缺乏了某种境界和理想光辉。但诗的真实感却相当强烈，使人觉得亲切、自然，如临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