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勇

我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职业操守与道德底线问题。

严格地说，我并不是一个以古钱研究鉴定为职业的人，这项工作应当算作我的副业或称第二职业。我的职业是编辑，国家授予的职称是编审，但我具备古钱和文物方面的爱好和基础知识，三十年工作和精力的重点也鬼使神差地转到这方面，具有一点社会影响，所以谈起上述问题，我也不能算是局外之人。

我常想职业道德与操守，首先是一个良知与情感问题。我不敢说我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其中两件事情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一位矿工模样的中年人，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拿来一串清代普通钱，品相较差，让我评估。我如实告知后，他又拿出一块玉佩。由于幼时见到父亲所藏之玉多为和田白玉，又多为汉唐古玉，沁色斑斓，工艺精美。我上高中时，曾把父亲一方菠菜绿的翡翠印章拿出来送给一位高年级同学……所以这位矿工问我，玉佩价值如何？我看了看，说我不玩玉，但看玉质一般，工艺也较粗。他说他要回老家，想把这块玉按收的价处理给我，我于是就按他说的40元将那块玉留了下来，其后数年，有玩玉的朋友，看见此玉说是明清玉，材质较厚大，价值应在800～1000元上下。我虽然也为捡了漏而欣喜，但想起那位矿工饱经风霜的脸，心中时时有一种揪心愧疚之感，至今难息。

还有一件事，本世纪初，一位有点残疾的工人，在我下班离开编辑部出门时，追上我，拿出一串宋、清钱，说是在火车站被盗，回家无路费，要把钱给我，换几个路费钱，总共不到10枚，粗略看了一下，品相还可以，观其言辞诚恳，便给了他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