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贵

2010年11月20日，是一个诡异的日子。

在某知名拍卖公司拍卖会上，一幅品质不高的王羲之书法古代摹本，竟然破天荒地拍出了3.08亿的市场天价。如果说冲动是魔鬼，显然那位神秘的买家，在没有做好功课的前提下，就贸然拍下这件藏品。

这是继当年6月，黄庭坚的《砥柱铭》墨迹本以4.368亿元人民币成交之后，在中国书画拍卖市场上的第二次市场高峰。

拍卖成交之后，第二天在网络上一片哗然。

先是有武汉的匿名写手，陆续在知名网站发帖对这一作品进行质疑，说这一作品为明代“伪作”；然后某权威机构鉴定人士发表了一篇6000字的鉴定文章进行辩护，把高古年代定位北宋中晚期；之后，又有该拍卖公司某位经理在《人民日报》副刊撰文，寻找台阶不再提《宣和书谱》和《绛帖》，退出两本权威发帖体系的认定，伺机寻找开溜或免责的机会。

笔者对这两位为草书《平安帖》鉴定专家的辩解，无意追究他们学术上的漏洞，如果这幅作品是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专家出具这样的鉴定结论，无异于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

网上参与这场攻击的人士，既有业内藏头露尾不便出面的学术高手，也有草根阶层的质朴、又缺乏证据链条的艺术直觉。笔者在研究完这场论战之后，发现这个行业内的水极深。专家们说话藏头露尾，话到嘴边留三分。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本文旧事重提，回顾这场争论，主要是针对现在的权威体系的建立与认定，重新提出审定的视角。

某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