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1936年，著名教育家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的杂文，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

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新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因而他主张教育应当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士”，要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危难中体现“见危受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他的这篇文章虽然离现在已有70多年，但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我们怎样办教育不无启发。

什么是士?士有很多释义，勇士、烈士、壮士、志士、士卒、士大夫、有志之士、有识之士等等，当然，士还有一个最常用的定义，也就是著名作家冰心的名篇《无士则如何?》里提到的：“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而潘光旦这里讲的士，则比冰心要求更高，是指有作为、有操守、有担当的读书人。因此，一般来说，士是读书人，但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能称为士。

什么是士?不妨再看看我们的先哲圣贤们提出的标准。“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新唐书》)对士来说，要想达到远大目标，首先要注意器量和见识的修养，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