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仁

要比一种制度活得长久

1970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宝贵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于贯穿在许多伟大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历史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

在我出生的1955年之后的十五年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之后的十三年里，已经有三位苏联作家获了诺贝尔奖，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的肖洛霍夫，1970年的索尔仁尼琴。

在我记忆里，非常奇怪的，是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三位获奖者的态度，竟然有很大的不同。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时，斯大林死了，但斯大林时代没有真正结束。由于他具有的社会良知，并且与官方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获奖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批判和侮辱，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威胁和咒骂，在各种报刊上铺天盖地。他不得不拒绝领奖，以免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却仍然无法改变命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受尽摧残，悲惨死去。

肖洛霍夫获奖时，苏联已经实行的改革开放又退回到斯大林时代。他缺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格，甘愿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服务，写作越来越合乎官方规定的要求。于是，苏联报刊不再攻击诺贝尔奖是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的奖金，改口赞扬说瑞典文学院这一崇高决定，提高了它的威信，同时在苏联国内掀起了对肖洛霍夫的热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