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士英

在皇权运作过程中，为了维护国家体统，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皇权的顺利运行，要求皇权须遵循国家现行体制的规范，维护现有的政治秩序。皇权之所以能够受这种限制，正是自身的运行机制和保障皇权的目的所要求的。

皇权在运作过程中，常用对“后事”的担忧而能自觉地接受来自国家体制中的制约。我们所谓的“后事”有两层意思。一是顾虑身后江山社稷的前途；再则是身后世人的评价，即青史之上的名声。越是有作为的皇帝，越是在这方面有着更强的自觉。像一代名君唐太宗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自己在这方面的担忧。《贞观政要》一书中大量记载着的唐太宗对“为君之道”的探讨，其实很多都包含着这方面的意思。他有两点认识，一是畏皇天，二是惧群臣（百姓）。

对于群臣之惧，其实正可以从唐太宗之求谏、纳谏与对国家法令制度的信守等方面体现出来。唐太宗所以能成为史家艳称的善于纳谏的开明皇帝，正是基于所认识到的“常谦常惧”的为君之道。皇帝之求谏、纳谏，对于皇帝的行动自然要产生某些限制，特别对于有违现有典制刑宪的言行，群臣的谏诤往往能起到限制的作用。像贞观中太宗令选举中诈伪资荫不自首者处死，大理少卿戴胄据律定为流，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所谓“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不能因一时之喜怒而不顾法律之规定，最终唐太宗收回成命。应该说，谏诤对于皇权的随心所欲有所制约，但谏诤（谏臣）并不能从根本上制约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