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斌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接触和交融，如汉唐盛世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等。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还是以“西学东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西文化交流。同过去相比，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无论在性质、规模、特点，还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上，都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