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债》只不过是个缩影，是我知青人生中的一阕感怀，代表的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那批人，在一个特定阶段的历程和心路。

1989年3月，母亲双目失明，不能再执笔给我写信，家书是亲戚代写的。信里说，老人天天盼望着我回上海。距离母亲第一次要求我回去已经过了四年。当时，由于各方挽留，我也就继续留在了贵阳做知青。不过这次，为了母亲，我趁着赴京开会，火速绕道上海，看了看她。

母亲术后效果并不好，老流泪，只能勉强辨识人影。我回家10天，她天天要我同意设法调回。她说，你十九岁离家，现在四十一岁，已经把青春献给了祖国。为什么不能回来照顾老人，你还要我盼多久?

这大概就是知青都曾有过的矛盾抉择：留下，还是回家?我何曾不想回上海?这是我的故乡，自小生活的地方。只是，当我费了一段周折，让领导同意我调回上海时，更多袭上心头的，却是一股依恋之情，是由即将到来的离别引出的惆怅与伤感。

插队落户10年，我只回过上海三次，全是探亲。探亲往往从秋末冬初开始，收尽了庄稼，村寨上就没了多少农活，于是大多数知青便不畏路远，不畏车费的昂贵，回故乡去，回城市去。

初回上海，亲人之间有一份亲切感不说，知青们仿佛也有事可做：走亲探友，与同学聚会。然而，忙碌过后，一个懒觉睡醒，家人都走空了，空空洞洞的一个家陪伴着你。那种感觉很奇怪：眼看着亲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上班、读书，有的已经“发达”开上了当时稀有的桑塔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