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博 魏 玮

导 言

随着全球合作分工网络的进一步深化，产品内垂直分工模式对一国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带动优势越发明显，一方面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有效实现了差异化的区段增值能力，提高了垂直分工模式下的产品投入要素禀赋收益，另一方面跨国分散生产链条上的分工参与方通过垂直专业化生产，实现了最小成本和效率最大化，拥有了出口结构特定环节的升值空间。一国的产品内垂直分工程度影响着生产要素在各个环节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从而决定了该国的出口复杂度在全球不同层次位置的能力(Hausmann，2007)。因此研究影响出口复杂度解释因素以及产品内垂直分工对其的作用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一国参与产品内完整链条的研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工序的分工阶段就意味着该国具有较高的出口复杂度，相反，一国擅长广泛从事于产品内原材料供应、加工组装这些低附加值的分工环节，则说明该国的出口复杂度水准还并不高。不过通过产品内垂直分工这一途径，为参与国不仅带来了产业升级与特定工序环节产值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这种垂直分工专业化形态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是不可估量的，从长久来看这更有利于出口复杂度水准的提高。Memedovic(2004)指出亚洲“四小龙”正是通过产品内垂直分工网络的合作，实现了产业升级，出口复杂度也迅速迈进了高水平阶段。

近几年来针对出口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