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达明

不知什么缘故，我在看书的时候常常会发笑，有时不仅是因为情节，而是想到一个字被圈了好多遍，甚至好几种颜色，我总会觉得，面前的这些字，仿佛戴着瓶底一样厚的眼镜。

四岁的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父亲便决定带我看书。他从家里的老书橱里抽出两本书，一本是红封皮的泰戈尔的《飞鸟集》，一本是黑封皮的孔子的《论语》，然后放进他的公文包里，带到他任教的学校宿舍。两本书，一红一黑，构成了童年的我对文学世界的最初印象。

放学后，吃完饭，回到他的宿舍，因为母亲不在身边，我们只有看书。那个时候，正是一个儿童对任何新奇的事情都充满极度好奇的年纪。他让我躺在他身边，自己一手拿书，一手握笔，极其认真地带我读书。那架势，比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不知道认真多少倍。就这样，他读一句，我读一句。每当遇到我不认识的字，他就会停下来，用笔指着那笔画较为复杂的字，在得到我的认可之后，随手在字上画个圈，然后加上拼音，再带我读两遍。起初，我并不在意书上的内容，只在意他所画的圈圈。我总觉得，那些被圈下来的汉字十分可怜，从今以后，再也逃不出我和父亲的“魔掌”。因为下一次读书时，他首先让我回顾那些以圈作牢的汉字。时间长了，我对那些圈中的文字便有了感情，甚至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某个字曾经带着什么颜色的圈。那蓝蓝的圈圈，是父亲备课用的蓝色圆珠笔留下的；那灰灰的圈圈，是父亲随手拿过我文具盒里的铅笔留下的；那红红的圈圈，是父亲批改作业的红色墨水钢笔留下的。

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我便能和父亲一起读书了。每一次，他都是用和我一样的语速和语调读书。当我遇到停顿的时候，他就会用笔圈一下。不过，这时的父亲，随手画下的圈圈变得越来越少。不知从哪一天起，父亲那画圈圈的笔，已经从他的手里，悄悄转移到了我的手里。这个时候，书，总是他拿着，笔，总是我握着，我们边读边画。遇到不认识的字，总是他负责拼读，我负责标注拼音。

二年级结束，我和书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书，也转到了我的手里。而他，这个时候，只是坐在边上，听我读书，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画圈圈。偶尔，他会接着我的停顿，把接下来的那个字，那个躲在我喉咙里呼之欲出却又迟迟呼不出的汉字，亲切地念出来。

再后来，他就时常坐在离我较远的地方办公，任我默声地看书，却又时不时不放心地叮嘱，别忘了用手中的笔圈下不认识的字。而这时候，圈圈已经少得可怜了，因为，那些被我和父亲网罗的汉字，已经在我的体内生根发芽。尽管有时候，我也会感觉良好地闹出许多笑话——一个字，只念它的半边或只读它的一个角。而他，会在夸张地笑岔气之后，在我快哭之前，静下心来跟我讲解汉字的结构。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似乎对我所画的圈圈失去了兴趣，只让我在看了一段内容之后，复述一遍看过的内容。他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不时用商量的口气纠正我的误读：这个词里的某个字应当读这个音吧？他这样说话的时候，我总会若有所思地记住他念出的读音，而且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时候，我看书时，绝大部分的汉字已能认出。

因此，当我到三年级的时候，已经看过像《童年》《唐吉诃德》这些较难的名著。不知什么缘故，我在看书的时候常常会发笑，有时不仅是因为情节，而是想到一个字被圈了好多遍，甚至好几种颜色，我总会觉得，面前的这些字，仿佛戴着瓶底一样厚的眼镜。它们看着我，显出一副吃力的样子，而我看着它们，却无比轻松，我们在这种不对称的对视中，完成了交流。

以至于多年以后，当我到高年级读书时，还有这个习惯，总会随手拿笔把不认识的字、词、公式等圈下来。这时，老师和同学总会不解地问我原因，我只是笑笑，珍藏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秘密。而到读大学和工作后，当我再用这些走进我身体的文字来表情达意时，已难以区分笔下的字与自己情感的区别。而这时，我更多地会想起，在远方戴上老花眼镜的父亲，总会回忆起父亲亲切的读书声，以及父亲带给我的温暖。于是，一种莫名的寂寞便会向我袭来，让我措手不及，让我情不自禁，泪眼婆娑。

摘自《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