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莹 徐志伟

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现实性与中国性

■张 莹 徐志伟

后朦胧诗;现实性;中国性;审美趣味

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诗人对诗歌与自我、历史、现实、民族国家等复杂关系的重新认知。和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景象相比，20世纪90年代诗歌向读者呈现的是一种沉潜与沉思的品格。对于很多经历过狂热的20世纪80年代的优秀诗人而言，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写作进行到底”已不只是某种日常的焦虑，它同时也成了噬心的时代主题。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困境以及外部的压力，并希望通过自我调整重新积蓄力量，使诗歌重获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因此，20世纪90年代不仅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它更代表着一种新的诗学可能。

一、对“后朦胧诗”的再度审视

评说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很难绕过它的“前语境”——“后朦胧诗”。只有对这个“前语境”做出必要的清理，才有可能消除迷障，确认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价值。我们称之为“后朦胧诗”的那股急流，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已销声匿迹，而仅仅定格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片段或插曲。评论界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哗变”不乏赞誉之声。徐敬亚最早对其初显的本质作了初步的阐释:“在艺术上，现代诗突破了朦胧诗仅达到过的后期象征主义疆界，进入了二十世纪中下叶世界艺术的战后水准;对于新诗自身来说是更进一步靠近并发展了现代汉语。”[1](P2)谢冕在题为《20世纪中国新诗:1978－1989》的综述中也认为:“这一场‘美丽的混乱’，是自有新诗历史以来最散漫、也最放纵的一次充满游戏精神的诗性智慧的大展示”。

若仅仅将“后朦胧诗”放在中国新诗自身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评论界的这些论断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若开放我们的视野，以一种世界的眼光观之，这些论断则有拔高之嫌。在笔者看来，“后朦胧诗”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人才浪费。我们毫不怀疑其中个别诗人的才能，且相信按照他们的才能，完全可以对中国新诗有更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们在更多时候仅仅起到了一个西方现代诗歌“传道士”的作用。无须再赘述其理论宣言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大面积移植，仅就在其创作实践中蔚然成风的诸多现象而言，如“反诗”、“口语化”、“客观化”、“女性独白”等，我们也很容易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诗人那里找到依据。依照尤奈斯库的说法:“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就已经结束了，现实已超越了它。”[2](P568)事实上，不只是尤奈斯库，几乎是所有的先锋写作者都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追随都是不必要的，在卡夫卡的写作模式里，只有一个卡夫卡就够了;而在尤奈斯库的写作模式里，也同样只有一个尤奈斯库就够了。他们的大批追随者都逃不脱牺牲品的命运。“后朦胧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下，没能迎难而上，而采取投机的方法:追随、模仿大师，企图用这种方式确立自我并与西方现代诗歌大师比肩。这不仅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而且也绕开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后朦胧诗人”几乎是在几年的时间里把西方现代诗歌史悉数操演一遍。在这当中，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是他们对西方的现代诗学屡屡出现误读。比如，西方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从语言入手，反西方的传统玄学，进行哲学理论的更新，而在某些“后朦胧诗人”那里却仅仅停止在语言游戏上，这几乎完全违反了结构与解构的语言观。金斯堡等“后现代主义”诗人并非要简单地摧毁本土文化，相反，他们认为后工业化社会对本土文化构成了威胁，反抗也是为了拯救本土文化乃至人类的文明，所以，BEATS(垮掉的一代)的另一含义是BEATITUDE(福祉)，是耶稣拯救精神贫乏者时所传的福音。而对这后一层的含义，中国的“后朦胧诗人”知者甚少。于是，“他们在自己的诗作中不分青红皂白，对人类文化进行砸烂式的亵渎，连巴黎的博物馆也要洗劫一空”[3]。这绝非什么“后现代主义”，而是极大的误会。事实上，西方现代文学的每一次“反文化”潮流，都不简单是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弃绝，相反倒是一种重构。在这种重构背后其实是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也正是这种民族认同感，促使他们对那些伪劣的、压抑性的假文化进行“嚎叫”或鞭挞。“后朦胧诗人”对西方文学“反文化”潮流的屡屡误读显然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其学养匮乏的一个症候。在阵阵喧嚣之后，一种不断向现实敞开的话语能力并未形成，一种基于中国语境的诗歌品格的铸造更是没有考虑的事情。这也是其一旦遇到社会生活的震荡，一下子就变得不适甚至“失语”的主要原因。

“后朦胧诗”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团体式的写作行为。他们大都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制造各种共同的宣言、纲领。仅《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就介绍、展出了60余个自命的诗歌团体。可以说，团体式写作几乎贯穿了“后朦胧诗”的整个发生、发展轨迹。我们今天之所以对其形成流派众多的印象，完全是后来的文学史家以当世的眼光将其划分归类的结果。在西方现代诗人那里，更不存在团体式的写作。无论是同属象征主义的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还是同属超现实主义的阿波利奈、佩斯、艾吕雅;无论是同属“白银时代”的帕斯捷尔纳克、曼杰什坦姆、阿赫玛托娃，还是同属“垮掉一代”的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博罗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们那里，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思想准则。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制定自己的文学规则，创造自己的时代。他们的写作都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很难被轻易模仿或通俗化，因此，他们又是自己文本强有力的保护神。“后朦胧诗人”之所以选择背离诗歌写作本性的团体式写作模式，显然是出于反对“朦胧诗”的强大冲动。一个人的反抗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于是，他们便结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同盟集团军，联合起来向“朦胧诗”群体发起了全面的挑战与进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朦胧诗”这个反抗对象的烟消云散，“后朦胧诗”的诸多诗歌团体自行走向瓦解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观“后朦胧诗”的写作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它既没能“更进一步靠近并发展了现代汉语”，也远非“诗性智慧的大展示”。它的出现使中国诗歌写作再一次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诗人学养的匮乏加之写作理想的虚幻，使其不但未能从根本上给中国诗歌提供新的出路，相反倒造成了自身的某种畸形。如果说它尚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迫使之后的诗人直面到自己的本土现实上来。

二、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现实性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在反思中展开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代大背景及民众日常生活、伦理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使诗歌陷入了巨大的尴尬，“这种尴尬，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尴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生命上的尴尬”[4](P288－289)。面对这样的尴尬，很多优秀的诗人改变了以往愤世嫉俗的旧套路，而走向了对自我的反思与检讨。正是由于这种反思与检讨，使得20世纪90年代诗人内部出现了分野:一些原本就对写作的意义就不甚了解的诗人几乎是转眼间就沉入了虚无的深渊，失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而另一些对诗歌一直保持严肃态度的诗人，则试图将自身重新置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参与到诗歌写作的历史转变之中。

无疑，后一种写作是相当艰难的。这种艰难还不单单源于诸如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淹没、时尚消费对文学空间的施压等外部环境的恶化，更源于诗人如何在变化了的历史境遇中重建个人的和时代的写作依据。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流行的诗歌词汇中，如本土化、个人写作、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无不渗透了让诗歌重新介入现实的努力。这一点也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区别于“后朦胧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后朦胧诗人”主张一种“非历史化”的诗学，强调诗歌的“纯粹”或“自足”，现实仅仅被限定为在诗歌之外谈论的东西，文本和语境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歌对现实的处理能力被当作检验诗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

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现实诉求是沿着两个向度展开的。其一是对新的时代现场的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无疑是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现代生活全方位的变革。诗人欧阳江河早在1993年就已经触摸到了这种变革，在他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中，扑面而来的是迥异于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景观。欧阳江河以其极强的综合能力，在短短的诗行里将时代的视觉特征、权力与资本的共谋状态及民众的“他者化”过程烛照无遗。在这里，诗人早年对“玄学”的热衷已经被精细的现实描摹所替代，既面对现实，又有对现实的讽喻，机智、明朗而又不乏深刻。如果说欧阳江河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侧重于从整体上展示20世纪90年代纷繁复杂的时代景观，那么，朱文的《黄昏，居民区，废弃的推土机们》则侧重于从细微处展示这种纷繁复杂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既有表面上的经济飞速发展，也有其背后种种矛盾的迅速激化，可以说两者互为表里，同步发生。朱文显然对这种现实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

其二是对新的时代现场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臧棣有一首诗，题为《建筑工地的看门人》。这首诗记录了“我”与一个城市底层人——建筑工地看门人的一次特别相遇，这时的“我”已不再是抒情的主人公，而是一个客观叙述者。在“我”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知到看门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似乎曾经有过体面的工作，但如今却堕入了生活的底层。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乏味的工作内容，让他心生不满，于是借值夜班的时候撒气:踢水桶，敲木板，让水龙头哗哗作响……这些行为看似赌气，实则是弱者的一种反抗方式，而这样的反抗方式无疑昭示了黑夜里的一种可能。城市底层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庞大的一个群体，各种媒体上虽然也不乏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却鲜见对他们生存状态的深入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臧棣的这首诗显示了特别的价值。臧棣在这里一改之前的“纯诗”追求，把目光聚集到城市底层人的生存状态上，不但拓展了他的诗歌空间，而且也提升了他的诗歌品质。如果说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于臧棣这样的知识分子，仅仅是被关注的对象的话，那么，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他们所置身的真实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打工诗人”的崛起引人注目，他们一改昔日的文化自卑心理，开始大胆地用诗歌呈现个人的凛冽生存现实。在这些“打工诗人”中，谢湘南颇具代表性。他的名篇《呼吸》通过简单的叙述、白描及主人公的自白，展示了打工者这个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群的简陋、单调、乏味、迷茫的生活状态。这里打动人的是，作者不是以局外者的身份去观察、审视现实，而是“我”本身就是现实。

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已经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那种飞翔状态，重新落回了大地，诗人不再沉浸于乌托邦的幻想当中，开始关怀现实世界，关注自己及周围人的生存状态。起落之间，所带来的是诗歌现实品格的重铸。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追求诗歌“审美自律”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是一个诗歌重新敞开的时代。诗人离开了语言的迷宫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诗魂，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一种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

三、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中国性

以“西化”的方式“走向世界”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巨大冲动。但无论是“五四”，还是20世纪80年代，其以“西化”方式“走向世界”的想法都具有相当大的虚幻性。其结果是，中国诗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西化”努力，非但没有走向世界，反而变得愈加虚无，这无法不让人深思。对此，杨炼在《诗，自我怀疑的形式》中不无沉痛地说:“二十世纪中国人最轻率的‘胜利’，莫过于抛弃自己的传统;同时认为能凭空移植一个别人的传统。”王家新也颇为遗憾地认为:“我们背弃了自身的写作依据而走向‘国际化’，为了一顶虚设的桂冠角逐，这使得我们自己被架空为一种可疑的、不真实的存在。”[5]

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有了杨炼、王家新等人对中国诗歌现实的反思及对“西化”、“全球化”等话语的本质的进一步认知，才使得很多诗人走出了“世界化”的幻觉，转而将诗歌的中国性提到了一个异常醒目的位置。根据笔者分析，这种中国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对汉语活力的重新挖掘。有迹象表明，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叙事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诗人对于汉语的信心。细心的读者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已降，“中国诗歌”的概念正被“汉语诗歌”的概念所取代，很多诗人开始强调汉语的独特价值。多多说:“我心中有一座长城是汉语造的，起始它就负有大道，去维系天人和谐的持久契约。”[6](P238)杨炼说:“汉字的空间性、汉语语法的抽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思维和表现方式……让我们写作中的‘还乡’与‘出走’双向同一。”[6](P399)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诗人对汉语独特价值的强调并非要固守汉语的某种本质，而是重新挖掘其活力，使其更具表现力和创造力。对此，王家新指出:“我宁愿把现代汉语视为一种历史的话语实践，或一种对文化再生的伟大想象。[7](P43)”西川认为“诗歌语言的大门必须打开”，“应该有一种内在的活力促使语言向着未知生长”。[8](P271)陈东东也认为“现代汉语有一个朝着未来的方向”，“现代汉语是迈向它越来越开阔的未来的语言”。[9](P116)很显然，这些诗人更多的是在强调现代汉语是一种开放的、具有广阔未来的、正在生长的语言。正因如此，他们才在历史责任的意义上来重新挖掘汉语的活力。这种重新挖掘不仅体现在较为表面的语词和语汇方面，还体现在很多诗作的句式、语调及语言组织方式上，像西川所运用的“仿经书语言”，欧阳江河所运用的“反词”，马永波所运用的“伪叙述”，萧开愚和张曙光所运用的冗长繁复的诗歌句式，王家新所运用的类似于散文诗的“断片”式的语言组织方式，都释放了汉语的巨大能量，其诗歌也因此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丰富。

其二是对传统的重新激活。诗人对于汉语的自信显然会成为其重返传统的巨大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诗人都在其创作谈中表现出了对传统的推崇。但与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单纯的返祖“寻根”不同，20世纪90年代诗人更注重在中国当下语境与全球化语境中重新激活传统，其中隐含了一系列历时的与共时的比较、平衡和参照。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诗人都意识到简单地重复传统是徒劳的，传统只有“活在”当下才有意义。在萧开愚的长诗《向杜甫致敬》中，诗人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诗歌前辈杜甫的崇敬，但其崇敬的方式却不是简单的赞美，而是用杜甫的方式来处理中国当下的现实。在这里，肖开愚显然是希望激活而不是重复杜甫的传统——现实介入性的传统。无独有偶，另一位诗人王家新也曾在他的诗歌《孤堡札记》中表达过近似于肖开愚的重新激活杜甫传统的渴望，但与肖开愚让传统“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努力不同，王家新更倾向于让传统“活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王家新看来，在一个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传统已经不可能是孤立的标本，它必须与多元文化广泛地展开对话，不断地校正、修订自身，方能获得意义。

其三，对中国当下经验的呈现。当民族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候，也是各种复古思潮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而此时诗歌对于中国的想象也容易失之于片面。许多时候，中国往往被解释为传统和历史，当下的经验通常被阻隔于这个概念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孙文波的《在无名小镇上》具有特殊的启示性。这首长诗既是对诗歌叙事能力的探索，又是当下中国经验的深刻表述。诗中的“无名小镇”与其说是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不如说是一个无法命名的小镇。之所以无法命名，缘于其空间的复杂性。首先，这不是一个古朴的传统空间。在“现代性”的包围和熏染之下，这里已经“离流传下来的民谣距离很远”，现代生活正在这里展开并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其次，这也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空间。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使“现代性”减缓或被过滤的场景，也可以看到让“现代性”自我证伪的场景。这些场景究竟是“未完成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的后果”，让人深思。可以说，小镇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现代和传统都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它拒绝任何简单的命名，一直在各种话语的缝隙中顽强地兀自生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首诗具有民族寓言的意味。在孙文波看来，常规的诗歌模式已经无法完整地接纳小镇的生活经验，而其创造性运用的“诗画”形式则是拯救这些生活经验的一种尝试。尽管这样的形式看起来有些“笨拙”，却有效地揭开了小镇(中国)存在的复杂性。

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诗歌对中国性的特别强调，不仅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当下经验的再现，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两者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之间的紧张。在20世纪90年代，传统、当下、现代性、全球化等因素结成了一个网状结构之后，中国的面貌变得复杂起来。“无论是认为现代性中断了传统的逻辑，还是期待传统文化的智慧再度征服未来，种种单质的结论都不那么可靠”[10]。此刻，诗歌无疑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对于中国的复杂性，它不仅提供了认知的形象，而且也提供了理解的智慧。

通过以上粗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现实性与中国性的凸显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两个重要特征。比起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非历史化”写作，这无疑是一种更具难度，也更为成熟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复杂的社会现实，对诗人的写作能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20世纪90年代诗人显然直面了这种考验。说到底，20世纪90年代诗人对现实性与中国性的强调，是一种探索话语可能性的努力。由于这种努力，“诗歌正从一个‘纯诗的闺房’中被引出，导向对存在的开放。而这种‘开放’并不意味着对自身的放弃，而是意味着一种‘关系’的重新建立，意味着‘用文本的间离性的概念取代文本的自律性’，意味着再一次形成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循环往复性’”[13](P100)。这当然不是被动的适应，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尽管20世纪90年代诗人已经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但如果要想真正恢复诗歌对现实和历史讲话的能力，要想真正在诗歌与社会、时代之间重获一种能动的审美维度，中国的诗人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1]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A]．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C]．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

[2]法国作家论文学[M]．李化，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3]郑敏．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上)[J]．诗探索，1995，(1)．

[4]西川．大意如此[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5]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J]．文学评论，1997，(2)．

[6]肖开愚．从最小的可能开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7]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A]．让蒙面人说话[C]．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

[9]陈东东．回顾现代汉语[A]．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王家新．当代诗歌:在确立与反对自己之间[A]．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C]．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在对“后朦胧诗”的反思中展开的。对现实性与中国性的特别强调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对现实性的强调使诗人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飞翔状态，重新落回了大地，从而重塑了诗人的审美趣味和诗歌品格;而对中国性的强调，不仅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当下经验的再现，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两者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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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2)03－0071－05

张 莹(1979—)，女，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徐志伟(1976—)，男，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责任编辑: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