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冬花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发生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不仅包括了学术的争论，也包含着诸多社会因素。第一，从论战双方的基本立场看，玄学派的主要论点应当说有很多合理成分，更多地反映了对科学社会功能的深入反思，与此相对照，科学派的主要论点却明显表现出了唯科学主义的色彩，而且，尽管普遍认为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将科学置于了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也就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决定“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的正确性。第二，科学派利用社会对科学的极力宣扬，成功地对论战的重点进行了转移，包括将人生观等同于玄学，将论战意识形态化，乃至用谩骂和人生攻击取代了严肃的学术争论；最后，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改革愿望、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极度反感，也为科学派取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正是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胡适在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科学派的胜利。

我们反对把论战的过程和结果简单地归结为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论战确实与社会因素的影响直接相关。本文只从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论战的角度出发，对论战进行分析。

一、科学万能论思潮的背景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