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明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310025）

一、“东亚论述”的必要性

在整个亚洲，尤其在东亚，眼下的中国好比是一条江河里的鲸鱼，因其块头庞大，体重日长，无论愿意不愿意，它都会影响周边国家的利益，即使无任何利害冲突的国家，也会感到一股令人敬畏的大国气场之存在。于是乎，“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霸权论”越来越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所谓“共识”，无论在感觉上还是在实存上，中国似乎正日趋“孤独”。我们自认为是自信的表现，他国会解读为傲慢；我们自认为是强盛的标志，他国会理解为威胁；我们对领土主权的严正宣示，他国会理解为霸权。无论我们怎么做，恐怕都难以消除这种“战略焦虑症”和“周边恐惧症”。这种“成长的烦恼”，是任何掘起中的大国都难以避免的，只不过它反映在中国身上，由于其历史包袱、政体现实及意识形态等原因而表现得更为强烈、爆发得更为集中罢了。

比如从历史文化上说，以儒家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是亚洲朝贡体系的基石。东亚诸国对儒学的信奉与受容，使儒学经本土化后成为整个东亚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与近年来中国大陆把“国学热”、“儒学热”、“读经热”炒得红红火火不同的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却把视野从本国、本地区转向整个东亚乃至亚洲，从特定区域文化出发的思考方式，已然成为一个新范式与新观念。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传统的文化宗主意识有所复苏，实力（硬、软）至上渐成国家意志和民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