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春雨

“碳政治”与中国社会转型

白春雨

“碳政治”的内涵包括远景、中景、近景三个层次。远景碳政治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为基础，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怀；中景碳政治是气候协议意义上的“碳政治”；近景碳政治是发达国家在气候分配方面的直接利益诉求。中国在积极寻找破解能源资本原则下的发展困境，“给能源注入文明”成为中国碳政治战略的可能选择，并从这里开始了中国社会新的转型，为深入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提供了实践方向。

碳政治；现代性；生态文明；给能源注入文明

“碳”本是自然中的物质元素，构成了细胞和遗传密码，是生命循环系统必不可少的因素，循环系统的末端以碳废物的形式排出。在科学理性和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题下，“碳元素”一跃而成为“碳政治”，成为生态文明衡量的绿色指标，以气候、绿色、安全、平等、自由、民主等为其话语系统，成为世界各国政治聚合、权力博弈的角逐场。为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到“碳政治”的对话当中，并把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素。

一、“碳政治”的内涵

“碳政治”这一概念应该是中国学者应对西方治理气候变化，针对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的国际政治战略而构建的具有生态文明高度的概念，是对西方气候变化政治学的认识和反思。基于西方气候变化政治学的三个层面的探讨，我将“碳政治”的视角也划分为：远景“碳政治”、中景“碳政治”和近景“碳政治”。

1.远景“碳政治”——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

远景“碳政治”不同于传统能源政治，是新型国际政治，这种新型政治之所以“新”的蕴意在于其以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基础，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语境中表达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怀。“碳政治”的提出是对传统能源政治所创造的个人主义哲学神话的颠覆，它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求取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样的理想诉求恰是与西方的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所依赖的能源经济的高速增长相背离的。传统的能源政治以“利益”为主导，是构建在知识论体系下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它强调人类对资源的占有以及在人与自然相对抗的范式中表达人类积累财富的物质欲求，强调能源经济带来的高效社会，不仅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而且形成国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这种从能源经济上控制世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排斥了对世界未来的真实关怀，过分强调个人的行为自由、权利自由而忽视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

远景“碳政治”的高远立意在于通过气候变化实现社会关系的转型，它力求突破现代性视域下“碳政治”发展的历史局限，现代性是制约“碳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1）“经济人”模型的意识形态化。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自由主义通过“经济人”模型把对个人的行为自由、权利自由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表面上看来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其实在社会强制进步原则下加速了社会的不平等，通过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方式肢解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生存的内在关联。（2）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当我们以科学技术为媒介促进工业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发的气候变暖拷问科学技术给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来的紧张状态。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因素正在被历史的思维审问：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人类难以驾驭的力量并且在主宰人类生活，人堕落为技术的玩偶。（3）消费意识形态化。在消费社会及其表面富裕的背后，增长着人际关系的空虚、滋长着物化社会生产力流通的空洞轮廓。以上三种现代性意识形态反映了工业文明危机，把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牺牲环境的筹划上，必然要引起社会的转型。

纯粹环境问题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会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思考，因为任何与人类不相关的存在相对于人类是“无”。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纯粹环境气候出现的人类安排，而这种人类安排又会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社会意识。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和全球集体行动难题充分说明气候问题的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是造成气候问题全球性和管理无序性矛盾的主因。”［1］（1）今天针对气候变化问题行动的不是为了更加有效解决环境本身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将注意力聚焦于环境外的利益分配，即气候就是利益。“我们真正需要作出的回应是适当计算和承认全球变暖和现代帝国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2］（61）这是“碳政治”发展的历史局限，由此我们了解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主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而环境本身的需求被搁浅。

生态社会主义的“碳政治”要求批判建立在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大量的能源消费和有害废弃物的排放。资本文明的增长与气候环境变化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一方面说明被资本主义奉为圣杯的“利润和生产之神”的衰落；另一方面说明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求取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这就引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著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乔尔·科威尔说：“资本不只是一种经济剥削的工具，而且是死亡天使。为了挽救人类，为了延续生命，我们必须明白‘根本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在于我们改造自然和消费我们劳动成果的方式。要合理地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3］（20）这就是说，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要成为破解工业文明出路的时代精神，使之作为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参与到民主的建构和社会转型当中。

2.中景“碳政治”——气候协议意义上的“碳政治”

气候协议作为气候分配正义的纲领性文件，它既是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开展国际合作的有效条件。1992年6月4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3个国家和欧共体签署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一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1997年将公约进一步变成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并于2007年通过“巴厘岛路线图”。在这些法律文件中，环境问题转化为气候问题并在技术上转化为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在法律上产生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形成全新的“碳政治”。为了与建立在自然—生态和谐基础上远景“碳政治”相区别，我把气候协议意义上的“碳政治”界定为“中景碳政治”。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该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是一条绝对道德命令，体现了尊重历史和现实，要求广大国家公平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的宗旨。美国学者埃里克·波斯纳和戴维·韦斯巴赫对“富国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提出非议，认为：“富国是否有特殊的义务来应对气候变化。”［4］（89）这是有意排斥历史，将发达国家遵守气候协议的责任的强制履行弱化为根据财富多寡履行国际责任的原则，进而发难：让富国承担大部分减排成本，而让较穷的国家继续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是不是公平？这种推诿历史责任并把气候责任与财富分配问题试图做“天然”结合的想法，恰恰表达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把气候协议与贫富差距混同在一起，其目的是以贫富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掩盖气候协议所规定的大国义务。

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特征决定了气候协议意义上的“碳政治”提出的必要。在国际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经济人”的假设下，现代性的困境表现为它缺乏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治理和国家有限性行为的约束，因此无法解决全球变暖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是现代国家的交往原则，它是服从主流经济学原则下的运行。今天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安排虽说有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话语的关注，但是它还主要满足国际帕累托主义原则，以合作共赢作为抵御全球变暖的策略。国际帕累托主义是一种利益性的制约因素，从现实的国家实际利益和有限道德观出发，认为气候变化的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合作的方式增加其国民的福祉，进而增加全人类的福利，并以社会财富的最大增进作为“碳政治”运行的最佳有效机制。

3.近景“碳政治”——发达国家在气候分配正义上的直接利益诉求

近景“碳政治”是指以欧美发达国家在资本原则下，通过对减排工程的技术干预，运用广泛理解的政策和技术拟定一个安全地球的愿景规划假说来达到全球资本的重组，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经济垄断。其政治哲学基础是现代性视域下的自由民主，它一方面大肆宣扬气候变化的严峻性超越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另一方面在气候就是利益的“真理”面前攫取碳交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近景“碳政治”大肆吹捧针对环境变化的技术创新，“将这个问题描绘成在绿色技术上打算勇夺第一的国家与可以拯救世界的市场之间的一场赛跑。”［3］（432）这种以技术赢取市场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原则迎合了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口实，但却将“地球生态系统的一系列迅速扩散的裂变”置于脑后，强化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性。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日本京都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所谓“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指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每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国内就可相应多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即多获得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权。在这样一个积极的机制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理应利用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为自己赢取更多的碳排放权。然而在巴厘岛会议上，针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排技术问题上，欧盟表示愿意积极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合作，而美国一方面不支持以低价转让减排技术的“知识产权”，其真实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设备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他们还吸引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参与他们的碳金融市场，以低廉价格购买发展中国家的“核证减排量”，通过他们的金融机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赚取“剪刀差”利润。因此说，环境资源和现代文明机制——知识、权力、资本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演绎的是一场利益角逐。

二、“碳政治”视域下中国能源文化的内涵与能源发展的困境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我把转型的内涵界定为在“碳政治”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面临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产业转型，而与产业转型并进的能源转型既是产业转型的核心，更是“碳政治”的关注点。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能源经济和能源战略的发展事关中国工业化的未来，因此积极探讨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文化，“给能源注入文明”是中国能源文化的内涵。

1.“给能源注入文明”是中国能源文化的内涵

中国能源文化内涵即“给能源注入文明”是不同于西方“给文明注入能源”的能源文化。西方“给文明注入能源”意识形态的确立，加速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旋转的车轮，以惊人的能源消耗和经济实力浸淫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文明的价值形态，成为资本主义外部积极扩张的文化机制和发展模型，加速了制度机芯“本我冲动”的萌发，造成了历史上不堪目睹的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并成为以后战争发动的内在能源文化机制。因此，把能源安全纳入到国家战略高度来统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导致了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灾难，把人类推向风险社会——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以及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反映了工业文明危机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

“给能源注入文明”是笔者针对“给文明注入能源”的一个思考，以说明中国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本质区别。首先，中国在工业化中探寻的是“自力更生”能源道路，“大庆精神”、“胜利精神”能源文化的形成确定了中国的能源文化内涵，就是“不称霸”和“合理”地开发资源。中国社会工业化发展的模式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走与自然和社会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而非以能源扩张来改变政治格局。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而影响中国人民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铁人精神”和今天被人们传扬的中非友好往来的佳话，而非血雨腥风的经济封锁和政治高压。其次，“给能源注入文明”的价值形态与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相符合。改善民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直是中国工业化推进的目标和方向。民生问题是中国发展目标的最大关注，因此中国有勇气接受气候变化的挑战，在经济转轨和全球相互依赖的信任体制中建立、完善并传播中国的能源文化。再次，与中国文化战略目标相符合。面对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为能源文化注入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能源文化，让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迸发出民族的生命力。最后与远景“碳政治”的价值目标相符合，必然成为生态文明与生态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张。“生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为了生命，致力于生命的延续和繁荣。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意义”［3］（441）。致力于生命的延续和繁荣是人性之善的本真表征，也是中国能源文化的意义所在。

2.中国社会能源转型的困境

现代性这个曾经拯救西方文明的诺亚方舟是否能承载中国文明并将中国文明向前推进一步？一些鼓吹“全盘西化”的国人把诺亚方舟看作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与令箭，然而它所暴露出来的却是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发展—剥夺的困境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在对话中的强势，诺亚方舟代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中国在能源发展道路上处于被劫持状态；另一方面说明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国内改善民生的需求与冲击全球“经济人”意识形态价值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技术意识形态化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社会的转型又充满世界性。中国社会已经被挤进现代性的高速列车，这就警示我们一方面必须服从现代性的规则，没有脱离现代性高压的纯粹中国现象；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突破现代性的困境，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因为现代性本身是一个病态的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宿命，已经影响现代世界文化安全与文明模式的转换。因此中国社会转型必须对现代性意识形态进行缜密思考。

美国及欧盟等发达国家“碳政治”的对话主要聚焦在中景“碳政治”和近景“碳政治”视域内，这是以利益和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国际能源交往，服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原则，“生态价值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它们的自然空间，就像其他所有的消费者需求一样。”［3］（416）但是我们知道把环境纳入到市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因为传统经济学从市场机制完全排除了对资源逐步减少的必要性的关心、排除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特征、排除了代际间环境分配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贴现方法和边际效用理论被气候变化政治学者作为有关气候变暖的经济政策选择，美国著名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用DICE模型（即气候与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ic），给未来的政策和道德判断提供了启示。它试图超越古典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模型，将气候的风险聚焦于财富、收入和消费来补偿后代人的生存命运的贴现计算方法，运用“边际效用原理”解释未来环境商品服务的稀缺性，其目的是唤起人们的环境觉悟，但却事与愿违：一方面人们意识到环境的稀缺性，还加大了对环境权利的消费；另一方面由社会贴现程度的降低只能说明当代人的道德水准的降低和社会道德的滑坡。DICE模型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出发没有走出古典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和帕累托最佳效益原则，它是传统经济学体制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哀叹。

中国能源转型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对可见的“能源陷阱”的不可回避。能源意识形态即为能源陷阱，能源意识形态服从主流经济学意识——资本原则，资本对增长的欲求和追求高利润的心理不会因为工业、后工业、石油时代和后石油时代而发生改变，超额利润才是目的。反之，中国能源转型还只是为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和国内经济增长发展的需求，是在“合作共赢”的生态文明的理念下解决中国石油市场的需求。中国没有在国际石油市场中的定价权，“由此导致了一方面我国石油企业无法像跨国石油巨头那样在期货市场大把‘吸金’，另一方面我国国内只能靠行政定价来面对国际油价的涨价”［5］（135）。因此在能源资本吞噬能源资源的时代，中国能源转型还处于对能源资源的索取，而不是对能源资本的攫取，因此在中国能源转型的道路上很难走出“能源陷阱”。中国能源转型就是尽快摆脱“能源陷阱”冲击，适时搭上国际“碳政治”发展的快车，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的构建，为中国能源经济发展寻求“碳政治”规则的突破口。

三、“碳政治”与中国社会转型

“碳政治”下的中国社会能源转型以及伴随能源转型的生活理念的转型是我们着力探讨的内容，由能源转型的内容延伸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二次提出的社会转型意义与第一次社会转型意义的区别。在区别中透视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与世界的交融程度不仅体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接近，还体现在市场化与技术化造成的趋同，更强烈的表现是现代性意识的认同。而现代性意识恰是现代社会危机的根本所在，所以说中国第二次社会转型所肩负的责任既是中国人民自身的，更具有世界性意义。

1.中国社会转型的必要性

中国社会转型问题不断地被提到思想者的笔端，这一次与上个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面临的价值转换不同，上一次人们主要将视野集中在经济与伦理关系问题上，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活动的价值意义和个人经济利益的合理性。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的大力推进，伴随着其积极进步的意义，消极意义也呈现于人们的眼前：社会进步与道德滑坡，经济增长与资源短缺、消费主义与个人权利的膨胀以及技术意识形态化等社会问题一股脑儿地反映出来。

从问题的呈现我们看出这一次转型要解决的问题一定是工业文明促成的社会危机，因此从解决方案上：其一是以生态文明为主轴，扼制住西方大力宣扬的个人主义及以个人权利为圣杯的民主自由。现代性发展维度褫夺了功利主义核心概念——个人幸福，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填满幸福的漩涡，把权利自我奉为圣杯。当人们沉浸于物质主义享乐状态时，发现自己已经退化为欲望的奴隶。这也恰是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危机所在，正是在这样一层意义上，我们应该正视中国也已经面临现代性意识的包围，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有效思考必然是对世界文化危机治理的有效回应。其二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深入，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家，而且未来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依赖还将继续。“碳政治”对话层面的加入，让我们考虑经济增长与低碳减排在中国同等重要，经济增长是保持社会稳定和解决温饱的基础，低碳减排是“碳政治”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面临双重压力，“碳政治”的压力更大。因此，中国参与构建世界碳市场的意义重大，它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转型亟需解决的问题。

2.远景碳政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思考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的生态文明向度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有意义的价值思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针对国民经济学批判而构想的共产主义愿景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人类存在。共产主义是对国民经济学的积极扬弃，国民经济学是工业化的意识形态。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业主义是国民经济学意识形态在现代的集中反映。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深入推进，今天中国已经不是经典里“无历史的存在”的嘲笑，而是被纳入到历史的记录之中，中国赢取了世界性的话语权，这一切恰被我们认为是中国社会转型历史进步的体现。但与社会进步相伴而生的道德滑坡的眩晕又遮蔽了中国历史进步的光环，因此“社会进步与道德滑坡”是中国第二次社会转型必须给予解释和说明的重要命题。通过道德滑坡反映出现代性是一种虚假意识，因此它所表现的社会进步不是人类的整体进步，而只是现代性意识下描述。国民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资本的方式，它把自然界、自然科学、人以及人的存在方式劳动全部转化为资本的要素，而这一生存模式就是就是非人性和物化，因此：“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6］（193）人的一切活动，科学的一切朝向只有资本、利润和无限的社会增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社会进步与道德滑坡”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它是现代性视域下“碳政治”发展的历史局限。它是资本无限增长的欲求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离。而现代性自身发展所导致“社会进步与道德滑坡”在国民经济学体系中不会得到解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扬弃，“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6］（197）共产主义原则与远景“碳政治”这一实践的历史维度的结合必然会打破增长的价值的理念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诉求，在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1］于宏源.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英］迈克尔·S.诺斯科特.气候伦理（左高山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曹荣湘.全球大变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美］戴维·韦斯巴赫.气候变化的正义（李 智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王国栋.低碳经济［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Carbon Politics and China Society Transformation

BAI Chun-yu

In this paper，the Carbon Political includes three levels that was the future，Med-shot and Close-range.The vision of future Carbon Politics is based on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The Med-shot Carbon Politics means climate agreement of the“Carbon Politics”.The Close-range Carbon Politics is the direct appeal to the dimatic distribution of the developed country.China is actively looking for the wa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energy capital.“To give the energy into civilization”may be selected as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Carbon Politics，and the new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will begin from here，so it well privides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understanding Marx communism.

carbon politics；modernity；ecological civilization；to give the energy into civilization

白春雨，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博士后（山东 青岛 266555）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建设项目“自主创新研究”（27R110911B）

（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