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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一“出”之间——柳青《种谷记》与《创业史》的接受研究

2012-04-14陈思广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陈思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一“定”一“出”之间
——柳青《种谷记》与《创业史》的接受研究

陈思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种谷记》与《创业史》分别是柳青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起点之作与标高之作,对其创作得失,接受者曾出现不同的分野,即:在写什么与怎样写上,柳青认同接受者的判断,成为柳青《创业史》写作实现突破的思想起点;在写得怎样与为什么这样写上,柳青等与严家炎的视界明显分歧,严家炎的着力点是“写得怎样”,柳青回答的是“怎样写”和“为什么这样写”,这一度成为“十七年”时期一桩重要的公案。在上世纪80年代后,严家炎的视野生成为既定视野,柳青的维护悄然淡出。实际上,《种谷记》与《创业史》接受视野间的“定”与“出”是“十七年”文学接受中极为普遍的接受现象,它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接受所遭遇的尴尬与历史的沉重,也彰显出朴素的文学道理。

柳青;《种谷记》;《创业史》;接受研究

之所以选择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与《创业史》作为接受研究的文本有两个理由:一是《种谷记》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发表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接受观念上都带有鲜明的转型特征,它所生成的期待视野曾为柳青所认定,并在之后的《创业史》写作中倾力践行,但30年后这一视野悄然淡出;二是随后出版的《创业史》是“十七年”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一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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