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丹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3）

农民国民性的想象与塑造
——重读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

杨丹丹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33）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是当代文学中批判农民国民性的典范性文本。李顺大的“国民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场域，封建传统文化的沉积和延伸、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行塑造和规训，以及知识分子的集体想象和文学讲述共同编织了李顺大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的意义之网，在李顺大“游民——农民——臣民——弃民”的身份转换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李顺大造屋》;国民性;游民;农民;臣民;弃民

国民性话语自晚清生成之日起就将自己的批判主体确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农民这一词汇在国民性话语范畴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贬低的意义，它往往表征着愚钝、守旧、狭隘、自私、奴性、消极、冷漠、麻木、浅薄等一系列与现代性话语相背离和隔阂的语汇，并被赋予了强烈的文化审判和批驳的色彩，或者说，农民就是国民性的另一个称谓和隐喻，“‘国民性’基本上就是农民性”，［1］2并且内含着一种尖刻的否定性话语指向，“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1］2而且，这种关于农民国民性的话语形态一直延伸到具体的文学创作领域，鲁迅、《阿Q正传》和阿Q是对农民国民性进行书写的标志性作家、典范性作品和原典意义的农民形象。

在新时期的“文革叙事”中农民的国民性又重新被翻检出来，并被做了放大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