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丽 君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062)

“弃用核能”的政策选择与德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张 丽 君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062)

在全球环境治理背景下，一国的环境行为是否有益于全球环境治理已成为评价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准。日本福岛核泄漏发生后，德国政府宣布“弃用核能”，在国内外引发强烈争议。从这些争议可以看出，德国希望以此塑造环境问题上“负责任”、世界经济中“利用可再生能源典范”、政治上“珍爱生命与和平”等国家形象。这体现出公众对德国环境形象的关注，也体现出德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艰难。

“弃用核能”;德国;国家形象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环境治理背景下，环境主权不仅意味着权利，而且意味着义务，如何处置环境问题已不只是一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国家的环境问题和环境行为都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外溢效应”。2011年3月福岛核泄漏发生后，引发全球对环境安全的高度关切，国际社会围绕核能利用问题展开了大讨论：各国应该“从此次核泄漏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应该“采取何种措施确保安全利用核能”，以及“是否将调整核电发展规划”等[1]。德国政府对此的最初反应是“检验所有核电厂，不会完全放弃核电发展”，然而，“日本的核事故深深地激起了德国公众对核能的恐惧，有民意测验显示，德国70%的公众反对继续使用核能，成千上万的公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2]。在公众持续不断的压力下，政府最终于5月宣布2022年前关闭全部核反应堆，放弃使用核能。

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强烈争议，各国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国家表示理解和欢迎，并迅速加入“弃用核能”的行列中；有的国家表示“尊重”德国的立场，但尚不准备放弃使用核能，更多的国家则对德国的做法表示质疑和担心，他们认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核能曾经达成过基本共识，“核能是未来能源供应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也是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3]，德国“弃用核能”后，如果新能源不足，将如何填补？如果依靠火力发电或从其他欧盟国家购电，德国是否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德国是在领先一步以更稳妥的方式承担地区和全球环境责任，避免环境风险，还是在以牺牲邻国环境为代价图一己之利？

国际社会的不同反应表明，“弃用核能”涉及的不只是德国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安全，它也关乎别国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安全，它已不仅仅是德国的内政，它还引起了别国对德国国家形象的新认知和新评价。有学者曾指出，拥有一个正面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目标，防止国家形象受到毁损，改善和提升国家形象已经成为新的国际共识，“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彰显”[4]，那么，“弃用核能”究竟会使德国既往良好的环境形象增光添彩还是蒙上阴影？事实上，这在德国内部也有很大的争议。政府宣布2022年前关闭全部核反应堆、放弃使用核能后，德国国内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欢呼“无核的安全时代终于到来”，并“预测德国放弃核能后将走上全球再生能源领域最前沿”，有人批评这是政府“情绪化的决定”，并“警告说此举必然会威胁德国作为工业大国的地位”[5]。本文试图从这些争议出发，阐述“弃用核能”对德国国家形象的长远影响。

二、“弃用核能”与德国“负责任国家”形象的塑造

德国人对核能在德国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分歧。支持利用核能的人认为，核能发电量大，可以大规模地取代化石燃料能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开采，使德国摆脱化石燃料资源有限性的束缚；核能不排放温室气体，可以清洁发电，有利于减轻化石燃料造成的污染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核能是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和进行全球环境治理的一条有效途径。核电在德国能源结构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多，近年来“占到德国全国发电量1/4，占基本供电负荷的一半左右”，利用核能发电，不排放温室气体，有助于温室气体的减排，“弃用核能”则意味着必须增加火电的比重，从而大量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虽然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份额和提高能源效率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些差距，但是对碳排放燃料的依赖程度会更大。核电淘汰政策将限制德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整体发展潜力”[6]。在这种情况下，“弃用核能”不仅无益于德国的环境治理，无助于实现德国已经在国际上承诺的减排目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也不会有多少贡献，甚至是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一种倒退行为，会破坏德国“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领导者”的形象。

然而，核能对环境治理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旦核事故发生，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和沉积，不但会对本国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对人类、动物、植物产生破坏性影响，而且会对周边地区诸多国家的环境造成威胁。德国反对利用核能的人认为，核能利用首当其冲是人的安全问题，如果在利用核能的过程中产生核灾难，对本国及地区造成危害，和平开发和利用核能就失去了其基本意义。德国的核电站虽然安全性都比较高，但也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核故障。2007年德国石荷州的核电站变压器起火，2008年德国南部的内卡维斯特姆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2009年埃姆斯兰核电站也出现故障，很多人德国都将继续使用核能视为巨大的生命安全威胁[7]，基于对核能消极面的认识，德国有着强大的反核力量，“德国的核能发展史，伴随的是反核的历史”，他们希望德国以一种更稳妥的方式承担地区和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从而树立德国“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核能的风险使让人权不得不衡量核能发展带来的社会成本与收益，选择还是放弃核能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和平利用核能的风险。风险研究中的损失规避原则指出，“损失和收益对人的心理有不对称影响”，“任何新导入的风险，或者是现有风险的加剧，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伴随的利益是很可观的，当一个新风险增加了危险时，人们会更加关注危险本身而不是和危险伴随的利益”[8]，所以尽管与全球气候变化频频引发的环境灾难相比，在目前科技水平下发生核事故的概率很低，而且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0年发布的报告，“在各项电力技术中，核电具有最大的温室气候减排潜力，目前，核能每年可避免大约20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随着核电规模的扩大，二氧化碳的减排量将更为可观”[9]，但事故发生后触目惊心的灾难对公众造成的心理冲击十分强大，核能和平利用的本意是减轻环境污染造福人类，然而，核事故造成的悲剧使德国人更多地看到的是核能带来的伤害和风险，他们认为放弃使用核能是对自身处境的负责，也是对地区和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在世界各民族中，德国人以谨慎和理性著称，就此而言，放弃使用核能是德国民族性在现代德国人身上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彰显德国“严谨善思的理性民族”形象，也有助于树立德国“负责任国家”的形象。

三、“弃用核能”与德国“利用可再生能源典范”形象的塑造

德国人对核能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认识也不相同。保守的政治力量和工业、企业界的一些人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考虑，认为在全球能源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利用核能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能源格局，维护国家能源独立和稳定，有利于降低能源成本，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而放弃核能则会增加德国对能源进口，尤其是天然气进口的依赖性，使德国加入到激烈的国际能源争夺战中，影响德国的能源安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自然条件限制多，不能连续发电，也不能大规模储存电能，还需要政府的补贴、低息贷款以及个人的大量投资”[7]，以这些能源取代核能，成本高昂，“会使能源价格变得更高，从而威胁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因此政府“弃用核能”的选择是“轻率的”，是“政治驱动的决定”[2]。

绿色政治力量和坚持生态主义观念的公众则认为核电技术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黑色记忆还深深地印在他们脑海，福岛核事故又再次让他们认识到，核能作为一种过渡也是危险的，人类以为有能力驾驭核能，帮助自己渡过能源危机，可这种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核能发展具有难以掌握和预测的不确定性风险，无论是突发性事故，或是日常运转伴随的污染，都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健康等基本权利[10]，所以坚持以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是其一贯主张。早在2000年，他们就推动政府公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新法律重视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对传统能源的发展加以限制，还提出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到2005年德国能源消耗量的一半自可更新能源，到2010年把再生能源载体所占的比重提高一倍”[11]；2002年又推动政府修改《核能法》，提出“逐步放弃使用核能”。

他们认为以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并不是“情绪化的决定”，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效能也不断提高。据统计，“德国可再生能源在初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1998年的2.1%增长到2008年的7%，在电力生产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3.4%增长到2008年的15.1%”[12]，德国的“风力发电总装机能力全球领先，太阳能利用设施的规模也居欧洲首位”[6]。根据联邦环境署2006年所作的一项调查，德国公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态度非常积极：“87%的被调查者倾向于使用可再生能源，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希望使用更节能的产品”[12]。德国的环境部长指出，近年来，“德国经济不但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甚至发展势头比以前更强劲，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德国可再生能源和环保技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他认为德国可再生能源的份额在世界市场已经达到3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这为德国经济继续增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3]。德国经济研究院能源系主任认为，核能废弃导致的电价上涨是“适度的”，只要德国加快寻求替代性能源，加强可再生能源建设，就能缓解这种压力[2]。事实上，坚持“弃用核能”的德国公众希望在未来将德国塑造成为世界经济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典范。

四、“弃用核能”与德国“珍爱生命与和平”形象的塑造

在德国和平利用核能与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核武器是分不开的。德国是最早进行核武器研究和实验的国家。早在1940年代初，出于战争中军事对抗的需要，德国就制定了代号为“U工程”的核研究计划，并很快设计建造出第一座用于试验的核反应堆，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当时的德国最终没能制造出原子弹，但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4]。核武器是人类历史上杀伤性威力最大的武器，使用核武器会对人类及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而持久的破坏，这使整整一代德国人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这一代人中有很多人反对使用核武器，也反对利用核能，他们长期致力于反核宣传和反核和平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北约采取核威慑战略开始，到六七十年代美苏双方核军备竞赛升级，再到80年代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在德国频繁爆发的大规模反核和平运动中，他们一直是中坚力量，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世界无核化”后，他们再次要求美军撤出部署在德国境内的20枚核弹。2011年3月众多的反核示威者要求政府关闭核电站。据估计约12万抗议者走上柏林街头，还有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汉堡、科隆和慕尼黑，示威规模空前[15]。

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反核的历史就德国确立和平主义政治文化的历史，和平主义政治文化树立了德国“珍爱生命”“珍视和平”的国家形象，给德国带来内部繁荣与稳定，也带来德国国际信任与安全[16]，对于“弃用核能”的支持者而言，不使用核能与不使核武器有一样重要的意义，是维护国家“珍爱生命”“珍视和平”的形象的选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随着全球环境风险的加剧，全球环境治理规则的形成，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监督力量的崛起，国内公众对国家形象的维护和已越来越多地指向环境维度，国家的环境形象已成为国家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许多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形象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实施了相应的战略和具体措施，德国作为先行者在一系列关系到全球环境治理理念的议题上屡屡发声，并积极行动，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但放弃使用核能却使德国饱受争议，不过正如一些西方媒体所言，这种争议清晰地表明“德国原有的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对立已让位于多样化的需求”，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环境效能与工业技术”等问题上，公众选择的是经济安全与环境效能[17]，它体现出公众对德国环境形象的关注，也体现出德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艰难，德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环境治理的道路上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1]张勇.日本核泄漏危机中的“核能外交”[J].学习月刊，2011(5).

[2]Patrick McGroarty,Vanessa Fuhrmans.Germany to Go Nuclear-Free by 2022[N].Wall Street Journal(Online)，2011-05-30.

[3]高峰.各国发展核能的立场基本没有动摇[J].中外核能，2011(16).

[4]丁磊.国家形象及其对国家间行为的影响[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

[5]德国“弃核”工商界不满老百姓欢呼[EB/OL].(2011-05-31)[2011-08-09]http://www.cnenergy.org.

[6]陈海嵩.德国能源问题及能源政策探析[J].德国研究，2009(1).

[7]刘立群，王静.德国退出核电之争评析[J].德国研究，2009(4).

[8]陈海嵩.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困境[J].社会科学管理评论，2010(1).

[9]陈晓进.全球核能向何处去？[J].世界知识，2011(8).

[10]龚向前.核电站选址之程序正当性[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3).

[11]黄群.德国环境技术政策与措施[J].中外科技信息，2002(2).

[12]廖建凯.德国减缓气候变化的能源政策与法律措施探析[J].德国研究，2010(2).

[13]Cancun.German Environment Minister Calls Climate Protection an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Growth[EB/OL].(2010-12-10)[2011-08-09]http://www.germanenergyblog.de.

[14]李少军.当代全球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104-105.

[15]Major anti-nuclear protests in Germany[J].Quentin Peel,2011(3).

[16]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

[17]Patrick McGroarty.The Politics of Pragmatism:German Politics Has Gotten a Lot More Complex[N].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2011-06-27.

[责任编辑孙景峰]

“Abandoningnuclearpower”andModelofGermanNationalImage

ZHANG Li-ju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whether a country’s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re good for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standard to evaluate its national image. After Japan Fukushima’s nuclear leakage, German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Germany would phase out nuclear power, which would be definitely controversial on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asis. As is seen in the controversy, Gemany expected to mould its national image,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being “model of using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cherishing life and peace” politically. This shows that the public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Germany’s environmental image, and it also shows the difficulty of Germany’s moulding good national image for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bandoning out nuclear power”；Germany；national image

K516.7

A

1000-2359(2012)02-0047-04

张丽君(1969-)，女，山西忻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2011-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