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清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00853)

民国成立后，由北洋政府召集100余位光宣文人集体纂修而成的《清史稿》于1928年刊行后，引起广泛争议。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群“清遗老”表达其“忠清思想”的产物。在批评者的批评中，清史馆成员的“忠清”思想与“反民国”立场是互为因果、两位一体的。以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来概括清史馆内一百余位纂修、协修人员的政治立场，难免以偏概全。时人普遍忽略了清史馆同人在《清史稿》成书过程中面对新旧思潮对峙、中西文化碰撞所表现出来的困惑与忧虑。换句话说，《清史稿》采取的仍然是传统正史的纪、志、表、传体例，这样的著述体例关联着强大的“正史想象”，而清史馆同人对梁启超等所倡导的“新史学”也不陌生。如何协调“正史想象”与“新史想象”之间的裂隙，这是清史馆同人需要面对的课题。“新史想象”除了体现在著述体例的更新中，还体现在对于由“皇清”到“民国”这一政治转型的应对与评价上。辛亥革命是以共和取代王权，具有公认的进步意义。清史馆同人对此并不否认。清史馆协修袁嘉谷、陈敬第曾明确主张:“革命之党人，共和之原因也，讳言革命则清室之禅让为无名矣。”(《袁嘉谷、陈敬第陈清史凡例商榷》)［1］163辛亥革命后，由于传统道德的强力羁绊，“忠清”仍具有相当的道德优势。在当时，“拥护共和”与“依恋逊清”均具有道义层面、价值层面的正当性，而这两种正当性不可以一身而兼之。困惑与游移多由此生。郑孝胥曾说“共和”为“佳名美事”而人为“有义之物”［2］，说明很多人之所以在“共和”与“复辟”之间取舍不定，正反映了上述两种正当性的调和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