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银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37）

长期以来，有关翻译的讨论中“归化”与“异化”是一个热门话题，诸多知名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王东风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可谓直译与意译的延伸。只是论争的战场由语言层面上升到诗学、文化和政治层面［1］。孟建钢从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出发，对翻译原则二重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异化”原则和“归化”原则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并非总是单一运行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语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2］。孙致礼则通过回顾我国—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翻译，对21世纪文学翻译策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指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同时还指出，“异化”译法还要注意限度，讲究分寸，行不通的时候，还要借助“归化”法［3］。上述观点均为本文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本文从“译介学”的研究角度出发，根据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特征，在选取一些翻译文学中“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实例，并对其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特征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二者都属于“个性化”的翻译，从本质上都是对原作的“创造”与“叛逆”，只是“创造”的方式、途径、程度不同，“叛逆”的方向、目的、归宿各异。从而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策略。研究重点放在讨论由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意象的变形与歪曲，指出译者对所译作品的创造和叛逆与翻译的主体——译者，翻译的客体——译者所选取的翻译对象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