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1956年的“百花齐放”推进了美学讨论，这或许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原本是进行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清理，却可以说促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批评最具有学理内涵的一次碰撞。虽然关于“唯心”和“唯物”的分歧严重阻碍了学术问题的深入，但也可以显示出中国的理论家们在这两道栅栏之间的艰难行走。

这一场美学大讨论几乎是中国上世纪50至70年代文艺理论与美学最为活跃的一次学术运动，学术以运动的方式展开并且获得学术的成果，这也是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所具有的特殊现象。去审视那种带有政治态度和政治目的的学术争论，去看待那种学理是如何在政治边界展开特殊的逻辑，这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代理论批评和美学历史的一个必要的视角。本文并非清理美学讨论的各种观点的内在逻辑，而是看争论所给予的——从而也是创造出来的学术逻辑，并且与政治纠结在一起的学术逻辑又是如何获得权威性和真理性的。

一 以朱光潜美学思想建构起来的批判性语境

美学问题引发讨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朱光潜的那篇检讨性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载《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有研究者马驰认为，“朱光潜这篇文章的重心还不在于对自己旧思想的清算，而在于他重新提出的‘美究竟是什么’，即美的本质的问题，也由此引发了美学界的一场持续的大讨论”［1］。马驰此一观点可能有所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