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迎 华

(华东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四分五裂，南北对峙，但在公文批评领域，却成绩斐然，尤其在南朝时期，出现了公文批评的转型与繁盛。首先，南朝的公文批评是古代公文批评观念的一个转型期。从探讨公文的用途、公文的形态等外部规律上，更多地转向研究文体、作家作品、风格甚至批评本身等公文的内部规律。南朝时期，人们已更清醒地认识到公文与文学的区别。从颜延之的文笔之说、刘勰的文笔之分，到萧绎《金楼子》的文笔之辨，南朝在公文从文学体中分离出来的实践和理论认识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其次，南朝时期的公文批评在数量与形式上也更为繁盛。单是影响较大的就有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任昉的《文章缘起》等。这些公文批评著作体系严密，并且对公文写作与理论中出现的问题能够进行深入探讨，有了思辨意识。这些都说明，南朝是我国古代公文批评的一次大繁荣时期，它所取得的成果对后世的公文批评具有很大影响。

(一)对公文与文学身份的明辨

南朝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公文与文学的区别，言论中每有提及。另外此期用“笔”指代公文、用“文”或“诗”指代文学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为“文笔之分”打下基础。

在南朝普遍有以“笔”指代公文的意识。在两晋时，用“笔”指代公文已经较为广泛，至南朝时期，以“笔”指代公文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如《南齐书·文学列传》：

元徽初，桂阳王休范在寻阳，以巨源有笔翰，遣船迎之，饷以钱物。……